轮渡上的逆流人生 第40章 寒墨

1977年的寒冬来得比往年更凶，刚进腊月，迎新街道就被北风卷着的雪片子糊了层白。这条夹在解放路与防修路之间的巷子，两侧砖墙早被岁月啃得坑洼，墙根堆着半融的雪，踩上去咯吱作响，倒像是谁在暗处咬着牙。我接到马文书通知时，正对着窗台上冻裂的墨锭发呆——那是去年冬天用省下来的粮票换的，此刻裂成了三瓣，像极了我这条不听使唤的右腿。

“小张，街道有活儿找你。”马文书托人传话过来。我听后兴奋之余，心里有些坦突不安。自从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之后，没能跟上上山下乡的队伍，我就成了巷子里的“闲人”。

母亲下班后经常往街道跑，蓝布褂子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回来总说“王大庆书记爱人今天看我眼神和善了些”，可我知道，作为一名残疾人，连走路都费劲，哪配占个工作名额。

裹紧棉袄出门时，风像刀子似的往领子里钻。路过潘教授家旧址，那扇被抄家时砸烂的木门换了新的，却总觉得门缝里还飘着当年的墨香。潘教授被带走那天，我躲在树后，看见孙卫东举着红缨枪，把块银灰色的上海牌手表塞进裤兜——那表我见过，潘教授总用红绸子裹着，说表盖里嵌着他亡妻的照片。

街道革委会的小二楼在巷子深处冒着烟。推开铁皮门，门轴“吱呀”一声惨叫，惊得墙根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左右两间办公室里，算盘珠子噼啪响成一片，有人正用红蓝铅笔在报表上打勾，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竟比窗外的风声还急。那是劳动服务队队长在给街道劳动服务队员们准备结算劳务费发工资。

楼梯平台上，王大庆书记的军大衣搭在椅背上，铜纽扣在日光灯管下亮得刺眼，我刚要抬脚，就听见女徐副主任在走廊里喊：“小张，过来。”

她的蓝布棉袄第二颗纽扣松了线，用别针别着，手里捏着张油印材料，油墨味混着她身上的蛤蜊油香飘过来：“出期揭批专刊，马文书给你找资料。”说话间，她的目光在我腿上顿了顿，像扫过件碍眼的旧家具，“会议室暖和，你去那儿弄。”

会议室果然比外头强些，墙角的煤炉烧得正旺，烟囱上搭着的湿毛巾冒着白汽，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熏得更黄了。

我铺开大白纸时，看见墙面上留着上个月居民大会的粉笔印，“抓革命促生产”几个字被人用指甲抠得坑坑洼洼，露出底下的石灰。马文书抱来一摞文件，最上面那张印着“XX罪行录”，油墨重得能沾住指纹，他搓着手说：“多用红广告色，醒目。对了，王书记说要见血的劲儿。”

毛笔刚蘸满墨，后颈突然掠过一阵风。王大庆不知何时站在身后，军大衣上的雪化了，在地面洇出个深色的印子。“字要硬！”他的拇指戳着纸面，力道大得让纸颤了颤，“得像刺刀扎进敌人心窝子！”我点头的工夫，看见他领口别着枚褪色的**像章，边角磨得发亮，背面的别针都锈成了红褐色，倒像是块贴身戴了多年的老玉。

写“抓纲治国”四个字时，左手按在纸上发颤。隶书的横画本该像扁担般稳当，可“国”字最后一笔偏了，墨汁在“玉”字底拖出个蜷曲的勾，像极了医院厕所门上那个轮椅符号——上周换药时，我盯着那符号看了半晌，铁皮牌被人踹得歪歪斜斜，却还是执拗地立在那儿，红漆剥落处露出黑铁，像在嘲笑我裤管里塞的旧棉花。想补笔时，笔尖在纸上洇出个黑团，倒把那勾子衬得更清楚了，活像块长在字里的骨刺。

画女社员头像时，炭笔总往斜里走。林小梅初中时总借我的橡皮，她的辫子扫过我手背，带着股皂角的清香。有次她转过身问我“之乎者也”怎么写，阳光正落在她右眼角的泪痣上，我忽然忘了要说什么，只听见自己的心跳撞得课桌咚咚响。

此刻笔尖在纸上转了个弯，那痣就落在画像颧骨下方，我赶紧用红广告色盖，却越涂越像朵渗血的花。炉子里的煤块“咔嚓”裂了缝，恍惚间竟听见她念课文的声音，脆生生的，混着粉笔灰的味道。

专刊贴出去那天，巷子里的雪冻成了冰壳。我扶着墙根站在人群外，听见卖豆腐的张婶说“这画画得真像回事”，正想笑，就看见个穿酱油厂工装的身影撞开人墙。

孙卫东的脸比当年胖了圈，可眼里的狠劲没减，当年他抄潘教授家时，就是这眼神，一脚踹碎了人家传了三代的青花瓷瓶。

红墨水泼过来时，我闻到股铁锈味。扑上去的瞬间，后背撞上板报栏的木框，残腿一阵发麻，像有无数根针在扎。红漆顺着棉袄往下淌，在雪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映着灰蒙蒙的天。孙卫东被民兵按在地上时，我看见他手腕的上海牌手表——表蒙子裂了道缝，指针卡在三点十七分，表链上缠着半圈红绳，该是后来加上的，倒像道勒住时间的枷锁。

“瘸子也配干这个？”孙卫东的唾沫星子溅在我鞋上，民兵拽他起来时，表链刮过冰面，碎玻璃渣嵌进雪里，闪着星星点点的光。我突然想起潘教授被带走那天，手里攥着这块表，指节白得像要捏碎它，嘴里反复念叨“时辰到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