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夏初,炽热的热浪裹挟着躁动在空气中翻涌,整个世界仿佛被放进了巨大的蒸笼。这年头的夏天,总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神秘气息,像是大地在默默酝酿着什么惊天秘密,就连树上的知了,也叫得比往年更加急切,那尖锐的鸣声仿佛是对未知的预警。
我蹲在校旁水井地震观测点的水泥台边,手指轻轻沾着黏稠的泥浆,专注地数着井口冒出的气泡:“一、二、三……”连续三天了,这口老井就像一口煮开了的粥锅,咕嘟咕嘟地往外吐着浑浊的水沫,仿佛地下藏着一个不安分的精灵。
“谷建国!”体育委员王大勇的声音如同一声炸雷,从背后响起,“又偷懒呢?赶紧过来搬仪器!”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早已磨得起了毛边,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痕迹。他手里抱着个铁皮盒子,里头装着测甲烷的试纸。我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跟在他身后,朝着观测站的小屋走去。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井边,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瞬间钻进鼻子,我皱了皱眉头,说道:“这味儿越来越重了。”“可不是嘛。”王大勇把铁皮盒往桌上一放,神情严肃地说,“昨儿夜里值班的张老师说,试纸都快变黑了,甲烷含量超标三倍呢。”他压低了声音,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担忧,“我爸说,地下冒甲烷,怕是要地震啊。”
我愣住了,地震?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太过陌生。我们所在的城市位于丘陵地带,祖祖辈辈都没经历过什么大的地震,最多就是夏天会发些洪水。可最近确实怪事频发——先是生物课上,老师养的鲫鱼突然集体跃出鱼缸,在水泥地上拼命扑腾,那挣扎的样子仿佛是在向我们传达着某种警告,半晌后才被老师捞回去;再是教室后墙的裂缝,原本只有手指般宽窄,这两天竟然扩大到能塞进乒乓球拍的程度,就像一道狰狞的伤疤,在墙上不断蔓延。
“谷建国!”数学老师的声音从教室方向传来,“还不快来搬书!”谷建国应了一声,像只敏捷的小鹿,撒腿就往教室跑。
我路过生物实验室时,透过玻璃窗,看见老师正蹲在鱼缸前,眉头紧紧皱起,仿佛能夹死蚊子。鱼缸里的水泛着诡异的绿色,几条鲫鱼紧贴着缸壁,腮帮子剧烈地一鼓一鼓,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紧紧压制着,让人看了心里直发毛。
教室后墙的裂缝犹如一条蜿蜒的巨蛇,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地面。体育委员王大勇正指挥着几个男生用乒乓球拍塞缝,木拍子插进裂缝里,发出“咔咔”的脆响。“轻点儿!”他冲一个男生吼道,“这拍子是我爸托人从上海买的,十多块呢!”那男生吐了吐舌头,手上的力气顿时小了些。
我蹲下身,帮忙扶着拍子。裂缝里飘出一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甲烷的臭气,熏得人直想呕吐。
突然,头顶的日光灯剧烈地晃动起来,发出“滋滋”的电流声。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灯管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仿佛一场微型的雪。“地动?”不知谁喊了一声,教室里瞬间像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议论起来,脸上满是惊恐。
“安静!”数学老师敲了敲黑板,大声说道,“都坐好!地动啥地动,就是风刮的。”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不过最近确实……”他的话还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
“油印报!油印报!”几个男生举着一张皱巴巴的纸冲进教室,“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我国的对外政策!”教政治秦老师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像发现了宝藏一般,一把夺过纸,手指轻轻在油墨未干的字迹上摩挲,喃喃地说:“好,好,这得好好学学。”他掏出钢笔,准备做些记录。
我凑过去看,只见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铁片刻上去的,却又透着一股质朴的力量。上面写着在会上全面阐述**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地理老师叹了口气,把收到的油印报折好塞进兜里,神情凝重地说:“地壳运动活跃期要来了,得做好准备啊。”
下午是体育课,我抱着乒乓球拍,慢悠悠地往操场走。路过生物实验室时,又瞥见了那口鱼缸。几条鲫鱼贴着水面,腮帮子有气无力地一鼓一鼓,像是被什么掐住了脖子,奄奄一息。我停下脚步,盯着它们看了许久,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这些鱼的动作,怎么和昨天磷火事件里那些飞蛾的动作那么相似呢?
“谷建国!”体育委员在操场那边喊,“发什么呆呢!”他应了一声,小跑着过去。操场边的老槐树上,知了扯着嗓子拼命叫着,仿佛被火烤着一般,声音尖锐得让人耳朵生疼。我和谷建国分在一组,他发了个高球,我挥拍一挡,尽管我右腿有点残疾,虽然打得不是太优秀,但打乒乓球还能应付过去。这时,球“啪”地一声飞了出去。
就在这时,怪事发生了。那颗白色的乒乓球在空中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那弧线不是正常的抛物线,而是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地拽了一下,突然向左弯了个急角。我惊呆了,眼睁睁地看着球“咚”地一声砸在球台上,又弹了起来,再次划出一道更奇怪的弧线,最后竟然直直地滚进了教室后墙的裂缝里。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