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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7月中旬的祁家村，毒辣的日头炙烤着大地，连院坝里老槐树的叶子，都蔫头耷脑地卷着边。
祁同伟蹲在树荫下，将一个鼓囊囊的蓝布包重重放在爹娘面前，拉链“刺啦”一声拉开——一沓沓十元、五元的纸币码得整整齐齐，带着银行刚取出来的油墨香，整整6000多块，是他当助教这两年的工资，还有和陈清泉平时倒腾书，攒下来的钱。
“扒了这土坯房，盖四间砖瓦房！”
祁同伟抹了把额角滚成串的汗珠，晒黑的脸上透着执拗说道
“去年雨季漏得娘整夜挪锅碗，小妹写作业脸都快贴到煤油灯上了，这房必须盖！”
祁父手中的烟袋锅子“咚”地磕在石磨上，急得直搓手，忙道
“娃啊，盖房哪是说盖就盖？砖窑要排队，瓦匠要预约，哪样不要功夫？”
祁同伟却早有打算，道
“我昨天就去问了砖窑的王大叔，先交200块定金订一万块青砖，村支书也答应帮我找老陈师傅——他是咱村最靠谱的瓦匠，就等您点头动工！”
老两口看着布包里厚实的钱，又瞅着儿子眼里的劲儿，最终还是点了头。
7月20日天刚蒙蒙亮，祁同伟就揣着两个凉馍馍上了山。
盖房的木料得用干透的青松，他跟着本家三叔，在山坳里选了四根碗口粗的树干，又雇了两个挑夫，花了大半天才把木料运回家。
刚歇口气，他又拿起锄头挖地基——老房子的地基是黄土夯的，不结实，他得往下挖半米深，再填上碎石和三合土重新夯实。
动工的第三天，青砖就送来了。
牛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着，拉来的青砖码在院门口，泛着青灰色的冷光。
卸砖的活全靠人力，祁同伟和本家四个壮小伙蹲在车边，弯腰、搬砖、起身、递到院里，循环往复。
每块青砖足有3、4斤重，不到一小时，几个人的胳膊，就开始发酸，手掌心磨得发红。
祁母端来凉茶，祁同伟喝了两口就又蹲下去，说道
“得趁天好把砖码整齐，万一下雨就麻烦了。”
到了傍晚，院里的青砖码成了两排小山，他的褂子湿透了贴在背上，腰都直不起来。
和泥才是最熬人的活。
1991年的农村没有混凝土搅拌机，全靠人力用铁锹手工拌。
祁同伟在院角挖了个土坑，按黄土、沙子、水泥3:2:1的比例倒进去，再拎着水桶往坑里加水。
铁锹插进湿泥里，得费全身力气才能翻起来，搅得不均匀还得返工。
正午的太阳晒得土坑发烫，泥点溅在胳膊上，混着汗水黏糊糊的，又痒又疼。
瓦匠师傅老陈看他实在拼，劝他歇会儿道
“同伟，泥够我砌一阵了，别累垮了。”
祁同伟却摇着头，继续翻说道
“多拌点备着，省得您等着。”
砌墙时，祁同伟成了老陈师傅的“专属小工”。
他蹲在墙根下，把青砖按老陈的要求码好，再用铁锹铲起和好的泥，抹在砖面上递过去。老陈砌墙讲究“横平竖直”，砖缝必须匀实，祁同伟递砖的速度得跟上，还不能出错。
一天下来，他的膝盖蹲得发麻，手腕因为总握铁锹隐隐作痛，可看着青砖墙一层层往上垒，心里的劲就没断过。
上预制板那天最惊险。四间房要四块三米长的预制板，每块重几百斤，得靠十二个人一起抬。
祁同伟站在最前面，腰上系着粗麻绳，牢牢拽着预制板边的铁环。
“起——”老陈喊着号子，十二个人一起发力，预制板慢慢离地，往墙头上挪。
祁同伟咬着牙，肩膀被麻绳勒得生疼，腿肚子直打颤，眼睛死死盯着板的位置，生怕出一点偏差。
直到预制板稳稳落在墙头上，他才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肩膀上已经勒出了两道红印子。
8月中旬，屋顶开始铺瓦。
祁同伟踩着木梯爬上屋顶，跟着老陈递瓦、铺瓦。瓦片得按“一搭三”的规矩铺，每片瓦都要对齐，还要用泥封好缝隙，防止漏雨。
屋顶被太阳晒得滚烫，他的脚踩在木檩上，隔着布鞋都能感觉到热度，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瓦片上瞬间就干了。
铺完最后一片瓦时，他从屋顶下来，差点因为头晕栽倒，多亏旁边的堂哥扶了一把。
最后几天是抹墙和装门窗。祁同伟去镇上买了最便宜的白灰，又请人裁了松木做门框。他跟着师傅学抹墙，拿着抹子把白灰均匀地涂在砖墙上，涂得不平就得刮掉重抹。手
上沾着白灰，干了之后掉皮，他也不在意，只想着把墙抹得平整些。当最后一扇木门装上，老陈用抹子把门框边的水泥抹平，直起腰喊道
“成了！这房能遮风挡雨了！”
那一刻，祁同伟看着眼前的四间砖瓦房——青砖墙泛着哑光，黑瓦整齐得像鱼鳞，铝合金窗户框映着天光，屋里亮堂堂的——突然红了眼眶。这一个多月，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手上的水泡磨成了茧，胳膊晒脱了皮，可当他看到娘摸着白墙抹眼泪，爹咧着嘴笑个不停，小妹蹦蹦跳跳地在屋里转圈，就觉得所有的苦都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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