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再临：我的1915 第92章 天鸢的困境

1918年5月，温暖的春风终于携带着生命的气息吹遍了欧洲大陆，试图抚平战争留下的创痕。

在柏林哈伯兰特大街5号那间堆满了书籍、草稿纸和烟蒂的简陋书房里，威廉皇帝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进行了一场超越时代、将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对话。

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墨水和一种高度专注的智力活动所特有的气息。

皇帝并未透露自己知识的真正来源，而是完美地扮演了一位极具远见、对科学前沿充满好奇且理解力惊人的统治者。

他们的话题从相对论的精妙之处，逐渐深入到那个简洁而恐怖的公式——E=mc2。

林晓以引导性的提问，巧妙地触及了原子内部结构、质量亏损、乃至理论上链式反应的可能性。

这些概念在当时的主流物理学界都属于极为前沿，甚至被视为科幻般的猜想。

“陛下，”爱因斯坦推了推他的眼镜，眼神中充满了惊讶与审慎，他努力用相对通俗的语言解释。

“您所描绘的……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蕴藏在物质核心的、极其强大的能源形式。根据我的公式，微小的质量确实对应着巨大的能量。但要实际驾驭它，将其从理论公式转化为现实……我们还需要跨越无数看似不可逾越的理论和技术鸿沟。”

“这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或许……它永远只是自然展示其力量的一种方式，而非人类可以掌控的工具。” 他的语气带着科学家的严谨，也隐含着一丝对这股潜在力量的敬畏与不安。

“时间，爱因斯坦先生，永远站在有准备者一边。”林晓意味深长地回答，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看到了遥远的未来。

“帝国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无论它看起来多么遥远，因此，帝国会为你，以及所有像你一样探索未知的同行者，提供所需的一切支持资金、设备、不受打扰的研究环境、或者其他研究员。”

“继续你的思考，不要被现有的知识框架所束缚，也不必为那些…可能的应用前景过早担忧，探索真理本身，就是最崇高的目的。” 这番话既是对科学探索的鼓励，也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投资与布局。

离开爱因斯坦那充满思想火花的公寓，林晓的车队直接驶向了位于柏林郊区、戒备森严的容克飞机制造厂。

这里正在尝试将他另一个源自未来的“奇思妙想”变为现实——研制一种代号 “天鸢” 的远程战略轰炸机。林晓亲自勾勒的概念要求极高：采用四台大功率液冷发动机、全金属应力蒙皮单翼结构、庞大的机体以容纳数吨炸弹、以及超过1200公里的惊人航程。

其设计目标，旨在具备对潜在远方敌手威廉皇帝清晰地指向英伦三岛乃至其更遥远的海外支柱，他们的心脏地带将进行战略性、毁灭性打击的能力，将战争直接带到敌人的本土。

然而，在工厂那座巨大的、充满机油和金属切削气味的组装机库里，皇帝看到的并非即将翱翔的雄鹰，而是一个陷入重重困境、步履蹒跚的项目。

那架已经初具雏形的原型机，像一个发育过度的钢铁胎儿，静静地趴在那里。工程师们的报告充满了技术术语，但核心问题无法掩盖：

机体结构为了满足航程和载弹量严重超重；预定的大马力发动机在实际测试中功率不足且可靠性堪忧；巨大的机翼在静力测试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形变……

总工程师擦着额头的汗水，试图解释：“陛下，全金属单翼结构和四发动机布局是我们从未尝试过的领域…重量控制极其困难，现有的材料强度也…发动机部门承诺的功率始终无法达标，而且散热…”

林晓仔细翻阅着厚厚的进度报告和令人失望的测试数据，脸色逐渐沉了下来，如同窗外聚集的乌云。

他召来了项目总负责人赫尔·施耐德博士，语气平静，却带着冰碴般的寒意：“施耐德博士，朕看到了汗水，看到了图纸上复杂的线条，但没有看到朕想要的结果，没有看到它飞起来，帝国的天空不能永远等待，我们的敌人，不会停下他们的脚步。”

他下达了不容置疑的最后通牒，声音在空旷的机库里回荡，敲打着每一个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心：

“我给你两个月时间，到七月初，要么，解决所有主要技术问题，让‘天鸢’完成成功的首飞，并基本达到朕设定的设计指标；要么，这个耗费了帝国巨资的项目组就地解散，所有主要负责人，包括你，施耐德博士，军衔解除，调往东线步兵补充营报到，帝国的资源、时间和耐心，不养庸才，也不容纳无法实现的无用之梦。”

压力如同实质的重锤，瞬间笼罩了整个工厂。施耐德博士脸色惨白，冷汗涔涔而下，他挺直身体，声音干涩却坚定：“遵命，陛下！我们…我们必将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

在得到了德国提供的“二手”但相对于沙漠对手而言依旧强大的装甲和空中援助后，奥斯曼帝国最高统帅部那近乎绝望的士气得到了一丝提振。

在伊斯坦布尔那座可以眺望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战争部大楼里，一场决定汉志战局走向的高级军事会议正在紧张进行。

与会者包括恩维尔帕夏、几位前线高级将领，以及面色冷峻的德军顾问团主要成员，地图上，代表奥斯曼-迈舍尔联军和阿拉伯起义军的箭头在汉志地区僵持不下。

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利用新获得的装备，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攻势，以打破僵局，并最终夺取圣城麦加，挽回帝国的颜面。然而，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高层产生了激烈的、甚至带有火药味的争论。

恩维尔帕夏及其支持者主张正面强攻： 这位雄心勃勃的战争部长用力拍打着地图上沿着红海海岸线通往麦加的路径。

“我们必须集中所有力量，包括宝贵的‘野狼’坦克和‘金雕’战斗机，形成无可阻挡的铁拳！沿着海岸线推进，虽然会遭遇敌人主要防线，但地形相对平坦，利于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展开和后勤补给。”

“凭借绝对的技术优势，我们可以一鼓作气，碾碎那些乌合之众的抵抗，直接兵临麦加城下！这是彰显帝国威严的最直接方式！” 他的主张充满了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崇尚正面决胜的军事思维。

而部分更了解沙漠战特点的前线指挥官及德**事顾问则强烈建议采取内陆迂回策略， 一位曾在利比亚与意大利人作战过的老将军皱着眉反驳：

“帕夏阁下，沿海路线确实是捷径，但也是敌人防御最坚固的方向，他们必然层层设防，我们会像攻城锤一样，一寸寸地啃食他们的阵地，损失将会非常惨重。我建议，组织一支高度机械化的特遣部队，以坦克和加装了沙漠轮胎的卡车为核心，从内陆沙漠边缘进行大范围的、深远的迂回！”

他的手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弧线，“我们可以绕过他们的主要防线，直接出现在麦加的侧后，攻击其补给线，甚至趁虚攻城。这能打乱敌人的部署，出奇制胜！”

一位德军顾问冷静地补充道：“从纯军事角度，迂回战术的风险在于漫长的沙漠补给线极其脆弱，容易遭到贝都因游击队的袭扰，但如果成功，代价会小得多，战果也可能更大，这取决于我们后勤保障的能力和部队的沙漠作战适应性。”

争论持续了数日，气氛紧张。最终，在恩维尔帕夏的强烈坚持（他需要一场迅速而显赫的胜利来巩固个人权威）以及德国顾问团内部评估后认为正面突破更能充分发挥德制装备的火力和防护优势的某种默认下，奥斯曼-迈舍尔联军统帅部最终决定，采取以正面强攻为主，同时派遣一支较小规模的部队进行侧翼牵制和骚扰的折中策略。

计划于5月下旬，发动代号为 “新月” 的大规模攻势。战争的阴云，伴随着坦克引擎的预热声和飞机螺旋桨的呼啸，再次密集地笼罩在圣地上空。

在德国主导的、日益紧密的“欧洲联盟”体系之外，战败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陷入比军事失败更深重、更绝望的内部危机之中。巨大的战争赔款（源自那份被法国人普遍视为奇耻大辱的《凡尔赛条约》）、阿尔萨斯-洛林的再次丧失、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彻底崩溃和社会动荡，使得法国社会各阶层都充满了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和对《凡尔赛条约》的刻骨憎恨。

这种普遍性的屈辱与愤怒，如同肥沃的土壤，催生了各种极端政治思潮的泛滥和恶性生长。国家大致撕裂为三股难以调和、彼此视若寇仇的政治势力：

民主共和派以部分残余的传统中间派政党和知识分子为代表，如急进共和党的一些派别，他们试图在战败的废墟上勉强维持共和体制，并执行与占领者德国“必要合作”的政策以争取喘息之机。

但他们被视为“软弱”、“投降派”和“卖国贼”，支持基础在愤怒的民意面前不断流失，摇摇欲坠。

第二个是法国**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鼓舞，虽然俄国革命失败了，但其力量和影响力在城市工业区（如巴黎郊区、里昂）和部分绝望的农村贫民中迅速增长。

他们高举红旗，主张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推翻腐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秩序，建立苏维埃式的法国。

第三个最恐怖也是最黑暗的法兰西行动等极右翼\/法西斯团体他们利用深重的民族屈辱感和对“赤色威胁”的恐惧，他们宣扬强人政治、民族纯洁性、军事复仇和反犹主义。

获得了大量失意退役军人、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以及部分担心财产被共产的资产阶级的暗中支持和资助。他们穿着不同颜色的衬衫（如蓝色），在街头与左翼分子频频爆发流血冲突。

这三股势力在瘫痪的议会里互相攻讦，在各大城市的街头用棍棒、手枪甚至偶尔出现的机枪进行“内战预习”，在舆论场上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战争。

统一的法兰西，其灵魂已然破碎，正无可挽回地滑向内战的深渊，德国的情报机构（如安全局）则冷静地旁观着这一切，并偶尔通过秘密渠道“添柴加火”。

向某些极端派别提供有限的、非直接的资助或情报，确保法国持续保持虚弱、分裂和内部消耗的状态，永远无法对帝国的西部边境构成任何实质性威胁。

而在遥远加拿大的渥太华，以原首相劳合·乔治残余势力为核心的英国流亡政府，虽然失去了本土，但仍控制着部分得以逃脱的公海舰队舰只（主要是几艘老式战列舰和一些巡洋舰、驱逐舰）以及广大的海外殖民地资源。

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做着光复故土、重返白金汉宫的复仇之梦，在流亡政府内部，经过激烈的辩论，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分为两步走的战略目标：

首先夺回爱尔兰，他们认为，必须首先镇压已然宣布独立并得到德国事实上的承认的爱尔兰共和国，稳固后方，并获取反攻不列颠岛至关重要的前进基地和跳板。

最终，反攻不列颠本岛最终目标是击败控制着英格兰和苏格兰大部分工业区、由激进的工会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 “不列颠工团” 政权。

这个工团政权虽然也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但其高度动员的组织形式和坚决的反抗意志，使其成为一块难啃的骨头。

流亡政府正在积极联络依旧忠于王室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本土部队，并不断派遣特使前往华盛顿，寻求美国更大规模的贷款、物资乃至最终的军事支持，秘密策划着一场跨越北大西洋的、吉凶难料的远征。

然而，他们面临着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海军实力相较于战前已严重受损，缺乏足够的登陆舰艇和可靠的空中掩护；可用的陆军兵力严重不足，且士气普遍不高；而工团控制下的不列颠岛，尽管内部也存在供应短缺和派系斗争，但凭借海峡天险和保家卫国的口号，其抵抗决心异常坚决。

一场旨在复国的跨海远征，其前景如同北大西洋的浓雾一般，黯淡且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巨大风险。

帝国的五月，就在科技攻坚的挫折与压力、盟友充满争议的战争筹备、以及旧敌内部日益加深的自毁倾向中缓缓流逝。

林晓皇帝站在无忧宫那间巨大的地图室里，看着那片已被牢固纳入“欧盟”体系的、颜色统一协调的广袤中欧，又缓缓将目光移向西方那片代表着法兰西的、涂满象征混乱与分裂的杂色区域，以及隔海相望、标注着“工团”与“流亡政府”对峙的不列颠群岛，眼神平静无波，深邃难测。

他深知，帝国此刻的绝对优势并非一劳永逸，必须持续地、毫不留情地推动技术进步，同时更要巧妙地利用、甚至主动制造和放大对手内部的重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