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再临：我的1915 第64章 远东的困境

1917年的四月中旬，欧洲大陆仿佛一个刚从漫长噩梦中惊醒的巨人，挣扎着试图理解周身已然改变的世界。

旧秩序的断壁残垣尚未清理干净，新秩序的蓝图却已迫不及待地铺开，其间充满了希望、野心、背叛与不确定性的阵痛。

柏林国家歌剧院外的那个春夜，晚风似乎真的携来了女神厄俄斯的祝福，面对汉斯·伯格少尉那紧张得几乎同手同脚、却又真诚无比的表白。

林明华在短暂的惊愕、沉默与羞涩之后，终于抬起眼，迎上他那双充满期待与不安的蓝色眼眸，轻轻地点了点头。

“汉斯…”她的声音轻柔得像晚风拂过菩提树叶，却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我很欣赏你的真诚和勇气，在这个一切都如此动荡、瞬息万变的时代里，能遇到一份不掺杂功利、纯粹发自内心的情感，确实是…非常珍贵的事情。”

她微微停顿，仿佛在斟酌词句，也像是在安抚自己同样有些慌乱的心跳，“我…我愿意尝试，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去了解。”

汉斯的心仿佛瞬间被一股巨大的、温暖的喜悦浪潮所淹没，他几乎要像个第一次得到心爱的坦克模型玩具的男孩一样跳起来欢呼，但多年军旅生涯塑造的克制力让他仅仅是将她的手握得更紧，指尖甚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明华！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他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沙哑，“我保证，我会尽我所能，用我的全部荣誉和生命去尊重你、保护你，绝不辜负这份信任！”

此刻，什么帝国的宏图大业，什么前线战报，似乎都暂时退到了遥远的地方，他的世界里仿佛只剩下了眼前这个来自东方的、温婉而知性的女子。

他们相约，在这个周末，暂时抛开一切身份与背景，只是作为汉斯和明华，去波茨坦无忧宫那广阔而宁静的花园里散步。

然而，个人情感的微小涟漪，并未能影响帝国战略机器庞大齿轮的冷酷运转。

几乎就在汉斯沉浸在告白成功的喜悦中时，威廉皇帝正在无忧宫那间挂着巨幅东亚地图的密室里，与他的心腹重臣们策划着一场远东风云。

外交部长理查德·冯·屈尔曼、国防部长、总参谋部代表以及帝国银行的行长聚集于此，林晓背对着他们，凝视着地图上那片广袤而混沌的华夏大地和西伯利亚。

“先生们，”他转过身，目光锐利，“俄国的崩溃已成定局，这意味着它在远东的影响力将急剧衰退，甚至归零，这片巨大的权力真空，绝不能毫无代价地留给那个贪婪的岛国独自填补，我们必须提前布局。”

他拿起指挥棒，点在中国东北和南方区域。“我们潜在的棋子，目前看来，主要是这两个人：盘踞在满洲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在南方的常凯申，你们评估一下，谁更有价值？或者说，我们该如何下注？”（林晓：其实更应该去找延安和湖南省，那样才是最有用的办法。）

一阵短暂的讨论后，屈尔曼开口道：“陛下，张作霖更像一个强大的、狡猾的地方军阀，直接控制着富饶的东北，与日本关东军关系微妙且紧张，有借力打力的需求。”

“而常凯申，他代表着南方新兴的革命势力，野心更大，目标是统一全国，但目前实力较弱，内部派系复杂，两人都极具利用价值。”

“很好，”林晓点了点头，“那就双管齐下。不要吝啬，将我们缴获的那些堆积如山的俄制莫辛-纳甘步枪、法国勒贝尔步枪、甚至我们自己替换下来的毛瑟88式以及配套的弹药，通过秘密渠道，大量‘赠送’给他们双方！我们淘汰下来的‘狼崽子、狗崽子’也可以‘赠送’给他们。”

“甚至还可以派遣一些‘退役’的军官以私人身份担任顾问，帮助他们训练军队，但要确保他们知道这援助来自柏林。”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加意味深长：“但这还不够 让我们的驻华代表，分别向张作霖和常凯申传递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一个…模糊但极具诱惑力的暗示。”

他环视众人，“可以这样告诉他们：德意志帝国乐见一个强大、统一、稳定的华夏出现，如果未来中国的领导力量（无论来自北方还是南方）能够充分尊重并保障德国在华的传统利益”与合法经济特权（特别是山东的铁路）。

“并愿意在未来的东亚乃至全球格局中，与德意志帝国及其中欧同盟保持密切的、战略性的合作…那么，帝国将不仅不反对华夏的统一与强大，甚至…会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支持其以某种形式加入更广泛的‘中欧经济协作体系’，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准入。”

此言一出，密室内的几位重臣都微微吸了口气，这是一个极其大胆且充满风险的战略模糊承诺。

帝国银行行长谨慎地提醒：“陛下，这将意味着我们某种程度上需要制约日本的扩张野心，并且要投入巨大的经济资源…”

“眼光要放长远，行长先生！”林晓打断他，“投资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潜力的统一市场，远比满足一个岛国无限的贪欲更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这步棋，是为了二十年、五十年后的世界格局！立刻去执行！”

这道命令迅速通过加密电报和外交信使发出，正如预期，无论是沈阳的大帅府还是南方的革命军司令部，都对德国的暗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也充满了深深的疑虑。

一场围绕德国援助和未来承诺的复杂博弈，悄然在中国内部以及中日德三方之间展开。

然而就在德国试图经营远东这盘大棋的同时，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危机终于如同压抑已久的火山，猛烈地爆发了。

战争的惨重伤亡、经济的彻底崩溃、以及帝国境内非土耳其民族的长期苦难，终于超出了所能承受的极限。

4月16日，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城市安卡拉，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武装起义爆发了！

领导核心是一位名叫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帕夏，一位在加里波利战役中赢得声望但后期被伊斯坦布尔疏远的杰出军官。

他在安卡拉的一座政府大楼前，对聚集起来的军队官兵和当地民众发表了极具煽动力的演讲：

“同胞们！士兵们！”凯末尔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决心，“看看我们都经历了什么！苏丹的政府坐在遥远的伊斯坦布尔，沉迷于奢华与妥协，将我们的人民送入战争的绞肉机，却签下了一个又一个出卖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条约！他们依赖外国人的刺刀来维持统治，早已忘记了土耳其民族的荣耀与独立！”

他挥动手臂，指向西方：“现在，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我们要驱逐所有外国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土耳其人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不是为了苏丹，不是为了哈里发，而是为了安纳托利亚的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士兵！起义吧！为了拯救我们的民族！”

“独立！自由！”

“驱逐外国人！”

“凯末尔万岁！”

群情激昂的呼喊声响彻安卡拉上空，起义迅速蔓延，凯末尔的民族主义势力很快控制了安纳托利亚中部大片地区。

几乎与此同时，在广阔的阿拉伯行省（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长期受压迫的阿拉伯部落也在英国特工（劳合·乔治的流亡政府仍在疯狂给德国制造麻烦）的鼓动和“民族自决”口号的诱惑下，掀起了大规模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暴动。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甚至宣布成立阿拉伯王国。

奥斯曼帝国瞬间陷入了南北夹击、风雨飘摇的绝境。驻守伊斯坦布尔的德军军事顾问团团长冯·桑德斯将军向柏林发回了一封语气极其焦急的电报：

“…局势正在飞速恶化，凯末尔的叛军获得了安纳托利亚军队的广泛支持，阿拉伯省份已近乎全面失控，苏丹政府惊慌失措，无力应对，请求柏林最高统帅部立刻指示！我们是否应直接介入？如何介入？”

无忧宫内，林晓接到这份电报时，眉头紧紧锁成了一个川字。他立刻召见了总参谋长兴登堡和陆军部长。

“奥斯曼不能倒下！”林晓斩钉截铁地说，手指重重地敲在奥斯曼的地图上，“它的崩溃意味着我们通往中东油田的巴格达铁路暴露在威胁之下，意味着英国和法国的势力可能借机卷土重来，甚至意味着我们南翼出现一个巨大的战略漏洞！必须立刻支持苏丹政府镇压叛乱！”

“但是，陛下，”兴登堡谨慎地提醒，“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后勤将极其困难，而且可能会陷入另一场无休止的平叛战争…”

“那就采取精准打击！”林晓果断决策，“命令驻扎在保加利亚和希腊的空军中队，立刻转场至伊斯坦布尔郊区机场！优先轰炸凯末尔叛军的集结地、补给线和指挥中心。”

“同时，从阿尔卑斯军和近卫师中抽调精锐的山地部队和暴风突击队，组成特遣队，由经验丰富的军官指挥，携带重型迫击炮和机枪，通过黑海迅速运抵伊斯坦布尔！”

“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并‘指导’仍然忠于苏丹的部队进行防御和反击，必要时直接投入关键战斗！首要目标：稳定伊斯坦布尔周边，确保海峡安全，然后向安卡拉方向施加压力！告诉冯·桑德斯，我授予他临机决断之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我们在奥斯曼的立足点！”

一场新的、代理人性质的战争阴云，骤然笼罩在小亚细亚和阿拉伯的上空。

奥斯曼的叛乱并非个例，在广袤的、已然解体的俄罗斯帝国废墟之上，民族独立和自治的浪潮正如野火般燎原。

4月18日，就在德军向彼得格勒发动最后总攻的炮声震天动地之时，在遥远的中亚心脏——塔什干，一场同样决定命运的会议达到了**。

来自浩罕、布哈拉、希瓦以及草原地区的穆斯林民族代表、知识分子和地方显贵，在经过数日的激烈争论后，最终通过了一份激动人心的宣言。

一位戴着传统毛拉头巾、眼神睿智的老者，在人群的簇拥下，高声宣读了这份《突厥斯坦独立宣言》：

“…长期以来，我们突厥斯坦各族人民，在沙皇俄国的殖民统治下，遭受了无尽的压迫、剥削与文化同化！我们的土地被掠夺，我们的信仰被轻视，我们的人民被奴役！如今，俄国的暴政已然崩溃，彼得格勒的红色巨人或无能的白军都无法再主宰我们的命运！”

他提高了声音，充满了力量：“因此，我们，突厥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在此庄严宣告：从即日起，突厥斯坦成为一个自由、独立、主权自主的共和国！我们将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管理我们自己的事务，扞卫我们自己的信仰与传统！”

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和“真主至大！”的呼喊声。

这一声明迅速得到了中亚地区广大穆斯林民众的自发支持和拥戴，然而，独立的喜悦很快被现实的残酷所冲淡。

布尔什维克的渗透组织、忠诚于白军的哥萨克将领、各自为政的地方部族首领、以及来自英国（通过印度和北洋政府）和德国（通过其控制的高加索地区）的秘密代理人，纷纷涌入这片权力真空的广袤土地，试图施加影响，争夺控制权。

塔什干的新政府几乎从诞生之初就陷入了内外交困、前途未卜的剧烈动荡之中。彼得格勒的危局，彻底释放了俄罗斯帝国时期被强行压抑的边疆离心力。

而远东的混乱与权力真空，极大地刺激了那个岛国永不满足的贪婪胃口，看到俄国崩溃在即、德国深陷欧洲和中东事务、美国则保持隔岸观火的中立，日本陆军内部强大的“北进派”势力感到时机已到，再也按捺不住了。

几乎未经任何正式宣战程序，也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像样的抵抗，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的主力部队于4月20日悍然越过边界，大举入侵并占领了俄国在外东北的领土——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南部！

日军进展神速，几乎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了战略要港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并沿着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快速推进。

而在东京召开的紧急新闻发布会上，内阁官房长官面对国内外记者的质疑，用一种虚伪而冷静的腔调辩解道：

“皇军的此次行动，完全出于迫不得已的自卫和人道主义考量，俄国目前陷入无政府状态，其远东地区法律与秩序荡然无存，严重威胁到该地区数以万计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朝鲜半岛的稳定。”

“同时，极端危险的布尔什维克思想有向东亚蔓延的可怕趋势，帝国政府绝不能坐视不管 我们的行动是暂时的、有限的，唯一目的是恢复基本秩序、保护侨民、防止赤祸扩散，一旦该地区恢复稳定，产生负责任的合法政府，日军自然会考虑撤出。”

这番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和虚伪声明，震惊了世界舆论。

柏林，威廉大街外交部，外交部长屈尔曼怒气冲冲地向皇帝汇报：“陛下，这是**裸的侵略！日本趁火打劫，完全无视国际法和我们之前的警告！他们这是在挑战帝国在远东的权威和利益！我们必须给予最强硬的回应！”

林晓面色阴沉地看着电报，他深知目前德国确实没有足够的力量直接干预远东。

“立刻发表一份措辞最严厉的官方抗议照会！谴责日本的单方面军事行动是破坏远东和平与稳定的鲁莽行为，是对俄国主权（尽管它已名存实亡）的粗暴侵犯，并要求日军立即撤回至战前边界！同时，秘密联系张作霖和常凯申，加大给他们的援助力度，特别是针对东北地区，要让日本人知道，他们想吃独食，没那么容易！”

美国的反应则是“严重关切”和“敦促各方克制”，但同样缺乏实质行动，日本的军事冒险，虽然遭到了德国的强烈抗议和美国的消极反对。

但在一片混乱的远东，它确实成功地将其獠牙深深地刺入了垂死巨熊的身体，极大地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1917年4月末，世界依旧处于急剧的收缩与膨胀之中，旧的创伤未曾愈合，新的裂痕已然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