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再临：我的1915 第166章 他绝对不是威廉

同一晚，稍晚时分，柏林夏洛滕堡区，凯泽大街一栋不起眼的、属于某位已故普鲁士伯爵遗产的旧宅。

这栋建筑外观朴素，甚至有些破败，与周围新兴的商业建筑格格不入，正因如此，它成为了绝佳的隐秘会面地点。

宅邸内部，一间位于二楼深处的书房，此刻被营造得如同与世隔绝的密室，厚重的衬有铅板的双层天鹅绒窗帘将所有的窗户遮蔽得严严实实，隔绝了外界一切光线与声响。

壁炉里燃烧着经过特殊处理的、几乎无烟无味的焦炭，提供着唯一的热源和微弱而稳定的光源，房间里没有使用电灯，只有几盏老式的、可调节亮度的煤油灯被放置在角落和书桌上。

它们的光晕在镶嵌着深色橡木护墙板的墙壁、直达天花板的古老书架以及那些皮革封面的古籍上投下摇曳不定、界限模糊的阴影，使得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肃穆、陈旧与阴谋交织的诡异氛围。

皇帝的贴身副官莱因哈特·冯·严，已于三年前晋升成少将这个至此显赫而关键的职位，成为皇帝身边最核心的副官与安全事务负责人之一。

此刻，他脱去了那身笔挺的、饰有金银绶带的陆军少将常服，只穿着一件质地优良的白色衬衫和深灰色马甲，领口松开，袖口挽起，显露出一种不同于日常宫廷执勤时的、更加专注甚至略带疲惫的状态。

他坐在一张宽大厚重的、带有复杂雕花的十九世纪书桌后面，面前摊开的并非等待皇帝批阅的军事文件或宫廷日程，而是他耗费了长达八年时间、利用其独特职位赋予的便利与权限，以惊人的耐心、缜密的思维和近乎偏执的谨慎，一点点搜集、整理、归档而成的“异常记录汇编”。

这些记录形式多样，载体不一：有他从帝国中央档案馆、皇家宫廷记录办公室、甚至总参谋部旧档案库中，以“研究皇帝陛下执政风格演变”或“完善安全保卫历史案例”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借阅”并巧妙复制的文本资料。

其中重点对比了威廉二世皇帝在1915年初那次着名的“中风后遗症”与“奇迹般清醒并焕发新生”事件前后，其公开发表演讲、签署命令的文风、用词习惯、乃至对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变化。

有他通过精心设计的“非正式访谈”、“怀旧闲聊”或“安全背景复核”，与一些早已退休、调离闲职或隐居的、曾长期服务于皇室的老资格侍从官、前宫廷御医、甚至威廉二世青少年时期的某位家庭教师接触后，整理出的口述记录，这些记录包含了大量琐碎但意味深长的细节：

陛下“病愈”后对某些以往偏爱的食物口味的改变、对音乐和艺术欣赏倾向的微妙转移、一些旧日口头禅的消失和新习惯用语的出现、以及在独处时偶尔流露出的、与霍亨索伦王子传统教育背景不甚相符的沉思表情或知识兴趣；有他对皇帝自1915年以来提出的诸多堪称“革命性”或“高度前瞻性”的政策理念、科技发展建议与当时德意志及世界范围内已知的科技水平、社会思潮发展脉络进行的系统性对比分析笔记。

试图找出这些“灵感”迸发那不合逻辑的、近乎跳跃性的轨迹；甚至，还包括他从奥托·斯科尔兹内某些非正式场合下的醉后牢骚或不经意感叹中，捕捉并交叉验证的、关于皇帝在审讯斯大林时脱口而出的那些“超越帝国情报机构最高机密范围”的、涉及苏俄内部最隐秘斗争的惊人指控……

单独审视其中任何一份记录、任何一个“异常点”，或许都可以找到勉强的解释：陛下的重病可能改变了他的性格和部分记忆；天才的灵感本就难以常理揣度；出色的情报工作或许能挖掘出难以置信的细节。

然而，当这两百三十七份来源各异、内容交叉的“齿轮”被系统地汇集、分类、串联、进行逻辑严密的交叉比对和拼图式还原后，便逐渐编织成一张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令人不寒而栗的庞大疑点之网。

这张网的每一个节点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辐射中心：自1915年初从所谓“中风后遗症”中“奇迹般清醒并焕然新生”的威廉二世皇帝，其内在的思想核心、意识主体，极有可能早已不再是他们熟知并宣誓效忠的那位霍亨索伦王朝皇储、前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而是被另一个未知的、拥有高度智慧、深邃历史洞察力甚至某种诡异预知能力的“存在”所替换、覆盖或占据。

书房内并非只有他一人。壁炉旁一张高背扶手椅的深深阴影里，坐着一个身影。他穿着剪裁极为合体、质地精良的深蓝色便服，姿态看似放松地倚靠着，手中无意识地把玩着一枚闪烁着暗金色泽的古罗马奥里斯金币。

他的脸庞大部分巧妙地隐没在炉火光晕与座椅阴影的交界处，只有轮廓刚毅的下巴和偶尔从阴影中抬起、掠过房间时那锐利如手术刀般的目光，暗示着此人身份的非同寻常与久居上位、惯于在幕后掌控局面的威严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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