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再临：我的1915 第159章 苏俄的崩溃

斯大林失踪所引发的政治地震，其震波虽被赤塔高层竭力限制和掩盖，但地壳的裂隙仍不可避免地通过多种难以完全控制的渠道，向数千公里长的战线扩散。

指挥链条上层出现的迟疑、矛盾与信息黑洞，后勤补给系统因失去强力协调而加剧的紊乱。

以及少数通过秘密或个人渠道获知模糊噩耗的高级军官难以掩饰的惊惶，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在前线官兵中酝酿着一种深刻的不安与怀疑。

与此同步，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精心策划的“真相回声”心理战计划，此刻如同最敏锐的秃鹫，准确地抓住了猎物最脆弱的时刻。

帝国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广播电台的俄语频道和如雪片般空投的传单，其内容开始进行精妙的升级：从泛泛批判苏维埃制度，转向更具针对性的暗示与瓦解。

“莫斯科的巨钟已经停摆”、“你们的牺牲正在被谁享用？”、“当指挥官消失时，士兵为谁而战？”、“你们的家人愿意看着你们无所谓的牺牲吗？”……

这些充满心理暗示的语句，与大量关于后方粮食短缺、特权阶层奢靡、政治委员滥权以及虐待伤兵的所谓“亲历者证言”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立体化的精神攻击体系。

这套宣传攻势加上最高领袖失踪、协约国停止对其输送任何物资，与前线苏军官兵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物质困境。

食物配给锐减乃至中断，药品极度匮乏，御寒衣物破损严重无法补充，以及持续不断的惨重伤亡和看不到任何胜利曙光的绝望前景，产生了致命的化学反应。

信念的支柱在现实的重压下本就岌岌可危，而关于最高领袖可能已不在了的隐秘恐惧，则成了压垮许多人心防的最后一根稻草。

1月25日，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线南翼，负责抵御埃尔温·隆美尔将军指挥的德军快速部队的苏军第112步兵师下属第437步兵团，正处于一种临界状态。

该团已连续一周未能获得足额的食物补给，冻伤减员超过三分之一，弹药储备见底。

更让他们军心浮动的是，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他们先后收到了来自师部两道含义模糊且略带矛盾的指令：先是严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现有阵地”。

数小时后又是一道补充指示，称“如遭遇敌军重大压力，可相机向第二道预备阵地作战术调整”，却未明确“重大压力”的标准与后撤的具体路线。指挥的混乱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上层可能出现了问题。

25日下午，在一次德军例行的、强度并不大的炮火袭扰和连级规模的试探性进攻后，第437团团长，一名经历过内战洗礼、身上带着多处旧伤、此刻却被疲惫和深深迷茫笼罩的中年上校，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没有召集政治委员商议，而是单独叫来了团里一名被认为相对可靠的少校参谋。“派人，举白旗，去对面。” 他的声音干涩，眼神避开下属惊讶的目光。

“问问他们……如果放下武器，他们能否保证我团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并……提供基本的食物和医疗救助，我们有很多人需要救治，很多。” 他强调了一句，仿佛在为自己即将成为“叛徒”的行为寻找最后的合法性依据。

少校脸色惨白，但看到团长眼中那份近乎死寂的决绝，他没有争辩，默默行礼后转身离去。

一小时后，一名手持临时用床单绑成的白旗的苏军少尉，在两名同样面色灰败的士兵陪同下，小心翼翼地走向德军前沿阵地。

消息迅速报至隆美尔本人。这位以机敏和果敢着称的将军，在仔细询问了苏军军使的状态和来意后，决定亲自处理。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用于观察前线的前进指挥所里，隆美尔接见了那名看起来营养不良、眼神游离却强作镇定的苏军少校。

“我们代表第437步兵团指挥部，” 少校的声音因紧张而有些沙哑。

“希望……希望了解，如果我部官兵停止抵抗，贵军能否依据战争法规，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个人尊严，并提供……人道主义意义上的食物与医疗保障？我们有许多重伤员和严重冻伤人员，情况……很糟糕。”

隆美尔没有立刻回答，他灰色的眼睛锐利地审视着对方，从对方微微颤抖的手指、干燥起皮的嘴唇以及眼底深处那并非伪装的疲惫与求生欲中，迅速做出了判断。

他示意副官端来热咖啡和几片黑面包、一小罐酸黄瓜，放在对方面前的简陋木板上。

“根据德意志帝国所承认的相关国际战争法规原则，” 隆美尔的声音平静而清晰，不带丝毫胜利者的傲慢，反而有种公事公办的严肃，这在当前情境下显得尤为可信。

“主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军人，将被视为战俘，享有基本的人身安全、不受虐待的权利，并获得符合标准的食物、住所与必要的医疗救治。”

“具体接收程序、战俘营地安排及军官与士兵的分别待遇，需要你们指挥官派出正式代表，与我方相应级别的军官接洽并签署必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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