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没有立即返回师部指挥车,他屏退了副官,独自一人,踏着及踝的积雪,走向营地边缘,那里,在一小片相对平缓的背阴坡地上,竖立着数十个用白桦木粗加工而成的简易十字架,歪歪斜斜,深浅不一地插在冻土里,构成这支部队抵达西伯利亚后设立的第一处战地墓地。
寒风在这里更加肆虐,呼啸着掠过空旷的原野,卷起地面的粉雪,抽打在十字架上,发出单调而凄厉的呜咽声。
他缓步走在墓碑之间,靴子深深陷入雪中,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许多十字架上只有用刺刀或匕首草草刻下的姓名缩写和阵亡日期,有些连姓名都没有,只有部队番号和“未知士兵”的字样。
最终,他在一座比其他略新一些的十字架前停下脚步。粗糙的木质表面,用军用匕首刻出的字迹深刻却潦草,仿佛刻写者当时手在颤抖:“汉斯·克劳泽,二等兵,第7连,1920.12.9”。
隆美尔静立不动,身躯在狂风中如同一块磐石。雪花落在他肩章和帽檐上,很快积起薄薄一层雪。
那个黎明前,年轻士兵因紧张而有些发白的脸,因看到俄军高危险目标而瞬间挺直的脊背,还有那些匆匆跑向围墙缺口拼死抵抗俄国人、最终消失在爆炸火光中的背影……
这些破碎的画面,与眼前这冰冷木牌上毫无生气的名字和日期,重叠,然后定格,他曾随口提及的、关于埃斯林根家乡教堂钟声的对话,此刻仿佛变成了回荡在这荒芜雪原上的、无声的安魂曲。
战争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地图上的箭头和参谋军官笔下的精妙计算,是工厂流水线上源源不断产出的坦克和炮弹,是后勤线上奔驰的卡车和运输舰。
但它更是由无数个“汉斯·克劳泽”这样的具体生命:他们来自巴伐利亚的村庄、鲁尔的工厂、柏林的学生宿舍汇聚而成的血肉洪流,他们被国家机器征召、训练、运输,然后投入这遥远的、仿佛世界尽头的冰原。
在这里,他们像燃料一样被消耗,有的幸运地成为“战斗经验”和“勋章获得者”存活下来,更多的则变成统计表上冰冷的数字和眼前这些简陋十字架下的无名冻土。
他,埃尔温·隆美尔,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战术嗅觉、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部队近乎残酷的驱策力,赢得了“极寒之狐”的威名,赢得了同僚的敬畏、部下的服从和敌人的恐惧,他的每一次胜利都为他个人的传奇增添光环,为帝国的版图增添色彩。
但每一次胜利,也意味着更多“克劳泽”的永眠。这些消逝的生命,如同这西伯利亚无尽的雪花,一片片,悄无声息地落下,覆盖一切,看似轻盈无物,却在他日益增长的声望与内心之间,堆积起一道冰冷而厚重的隔阂。荣誉的桂冠,永远由牺牲的荆棘编织而成。
远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方向,又传来一阵沉闷的、连绵不绝的炮声,像大地深沉的叹息。那不是进攻的号角,而是僵持线上日常的、单调的、互相消耗的旋律。战争并未停歇,它只是在积蓄力量,或者等待某个变数。
隆美尔抬起右手,五指并拢,缓缓举至帽檐,向着那座简陋的、可能很快就会被风雪掩埋的坟茔,行了一个标准、缓慢、凝重的军礼。
动作刚硬如铁,带着普鲁士军官教科书般的精确与克制,也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近乎悼念的仪式感。寒风更加猛烈地撕扯着他的军大衣下摆,吹动他帽檐下过早灰白的发梢。
礼毕,他放下手,没有再多看一眼,毫不犹豫地转身,踏着来时的足迹,向营地中心那片依然笼罩在疲惫与生存气息中的区域走去。
雪地上留下两行坚定而孤独的脚印,很快就被不断落下和吹起的雪沫逐渐抚平、掩盖。
12月23日,傍晚,莱因哈特·冯·严将戈培尔“真相回声”计划的首批成果摘要文件夹呈递给威廉二世。
其中包括:数份经过文学化处理的俄军“逃亡者”证词副本,细节丰富,情感饱满;几张经过特殊暗房技术处理的照片,画面凸显了衣衫褴褛的平民和表情凶狠的苏俄军士兵;一份拟通过瑞士《新苏黎世报》首发的报道大纲,标题极具冲击力:《红色沙皇的盛宴与士兵的黑面包:乌拉尔以东的饥饿真相》。
威廉二世快速翻阅着,目光在几张照片上稍作停留,又扫过证词中某些过于戏剧化的段落。他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只是将文件夹轻轻合上,放在桌角。“告诉戈培尔博士,”皇帝的声音平静无波。
“尺度的把握,他比我更专业。但有一条底线,如果被抓住确凿的、无法辩驳的伪造证据,导致帝国宣传机器的信誉受损,他将独自承担一切后果,‘艺术性强化’不能变成可被戳穿的笑话。”他抬眼看向莱因哈特,“‘夜枭’那边,有什么新消息?”
莱因哈特立正回答:“斯科尔兹内少校一小时前发来加密简报。‘狼人’第一梯队四十人已分三批,通过不同身份和路线向东潜行,第一批伪装成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物资押运队,已进入立陶宛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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