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西头有座山,叫迷途岭。
这名字不是白叫的。打我记事起,就听老人们讲,那岭子邪性得很。晴天白日里,看着也就是座普通的山包,长满了槐树和松柏,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其中。可人一走进去,有时候就出不来了。
不是真的出不来,是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在原地打转。明明看着日头辨着方向,按着熟悉的小道走,可半个时辰后,一抬头,又回到了刚才做过记号的老槐树下。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鬼打墙”。
村里的李大头是最有经验的樵夫,六十多岁的人了,身子骨还硬朗得很。他常上山砍柴,对迷途岭的脾气摸得门清。他告诉我们这些小辈:“进了迷途岭,心里不能慌。一旦发觉自己在绕圈子,就立刻停下来,点袋旱烟蹲着抽。抽完了,再往回走,准能出去。”
我们都问他为啥,李大头就眯着眼睛说:“那岭子里的‘东西’不喜烟味儿。”
村里人大多信这话,因为李大头从未在迷途岭迷过路。
直到去年秋天。
那天李大头照常上山砍柴,太阳刚露头他就进了山。按平常,晌午前他就能挑着一担柴火下山。可那天到了日头偏西,还不见他的人影。
李大头的老伴开始着急了,跑到村头望了好几回。村里人安慰她,说李叔对山里熟,兴许是柴火砍得多,耽搁了。
可是到了天黑透,李大头还是没回来。
村长组织了几个青壮年,举着火把进山找人。我也在其中。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沿着上山的小路一路喊一路找。火把的光在漆黑的林子里摇曳,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在树干间扭曲变形。
深秋的山风已经带着寒意,吹得人后颈发凉。林子里静得出奇,连声鸟叫虫鸣都没有,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呼喊声在山间回荡,然后又沉寂下去,像是被什么吞没了一样。
“李叔!李大头!”我们扯着嗓子喊。
没有回应。
我们在林子里转悠了一个多时辰,什么也没找到。最让人心里发毛的是,领路的二牛突然停下脚步,压低声音说:“不对劲。”
我们凑过去,火把照着他指的方向——一棵老槐树的树皮被削掉了一块,露出白生生的树干。
“这是我半个时辰前做的记号。”二牛的声音有点发颤,“咱们又绕回来了。”
人群一阵骚动。大家都听说过迷途岭的鬼打墙,但亲身经历还是头一遭。
“慌什么!”村长呵斥道,“按老规矩办。”
我们蹲下来,各自点了烟。几个不抽烟的年轻人也接过烟卷抽起来。一时间,我们这群人蹲在树林里,默不作声地吞云吐雾,那场景现在想想着实诡异。
一支烟抽完,村长起身说:“往回走。”
说来也怪,这次我们沿着原路返回,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就出了林子。但李大头还是没找到。
第二天一早,更多的村民加入搜救队伍。日头升高后,我们在岭子的一处洼地里找到了李大头的柴刀和一堆砍好的柴火,捆扎得整整齐齐,就是人不见了踪影。
第三天,我们甚至请来了邻村有名的神婆王婶。她在迷途岭入口处烧了纸钱,念叨了半天,然后摇头说:“老李的魂被岭子扣住了,人找不回来了。”
李大头的老伴哭得昏死过去好几次。村里人都叹息,说李大头一辈子在山里讨生活,最后还是折在了山里。
然而第七天傍晚,李大头居然自己回来了。
当时我正在村头井边打水,远远看见一个人影踉踉跄跄地从迷途岭方向走来。开始我还以为是哪个下地晚归的村民,但越看越觉得那走路的姿势别扭,一条腿拖着,身子歪斜着。
等他走近了,我吓得差点把水桶扔井里——那是李大头,但已经完全变了样。
七天时间,他整个人瘦脱了相,眼窝深陷,颧骨凸出,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灰白得像蒙了一层纸。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的皮肤上全是划痕和淤青。最吓人的是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没有一点神采,仿佛看不见人似的。
“李叔?”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他像是没听见,继续歪歪斜斜地往前走,直奔家的方向。
我赶紧扔下水桶,跑过去扶他,同时朝村里大喊:“李叔回来了!快来人啊!”
村民们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把李大头扶回家。他老伴看到他的样子,又喜又怕,哭得几乎背过气去。
李大头到家后,喝了点水,就一头栽倒在炕上,昏睡了一天一夜。
等他醒来后,村里人都围在他家,问他这七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大头靠在炕头,眼神还是直勾勾的,但总算有了点活气。他声音沙哑地给我们讲了他的经历。
那天他像往常一样上山砍柴,很快砍好了一担。想着时间还早,他决定往岭子深处走走,找点野山货。走着走着,他突然发觉周围的景色有点陌生。
“我心想坏了,遇上鬼打墙了。”李大头说,“就按老法子,蹲下来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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