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朱及第的面容在流转的光影中显得格外沉静。他并未急于开启新的历史篇章,而是郑重地拿起一份文稿,面向镜头。
“兄弟们,在继续我们的故事之前,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位名叫‘历史的理性之锚’的网友发来的长篇留言。他的观点,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大明乃至整个帝制时代的政治运作,提供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
【网友“历史的理性之锚”长评节选】:
“观天幕至今,见诸君热议张居正之能、冯保之奸、皇帝之怠、党争之烈,常扼腕叹息,恨不能有完美制度以救大明。然,吾辈需清醒:政治非追求最优之乌托邦,而是在诸多不完美的选项中,选择‘最不坏’的那一个。纵观大明二百七十六年,何种力量掌权,对王朝的延续相对最有利?私以为,答案乃是——文官集团。
请诸君试做比较:
其一,皇帝本人大权独揽。 理想状态下,若遇雄才大略、勤政爱民之君,自是天下之福。然,皇帝乃世袭,贤愚不肖凭天由命。洪武、永乐之后,仁宣稍可,再往后呢?有炼丹修仙的嘉靖,有二十八年不朝的万历,有木匠皇帝天启……将国家命运系于一人之心性、能力乃至寿命之上,此乃最大之赌博,风险极高,十赌九输。
其二,外戚干政。 两汉之覆辙,殷鉴不远。外戚多无治国之才,凭借裙带关系骤然显贵,其目光短浅,争权夺利,极易导致政治混乱,甚至篡逆之心。
其三,勋贵掌权。 开国之初或可,然数代之后,承平日久,勋贵子弟多成纨绔,只知享乐,不通政务,且极易形成封闭的利益集团,壅塞贤路,腐化军备。
其四,宦官擅权。 此乃帝国肌体上最恶之毒瘤!宦官生理心理皆有缺陷,身处深宫,眼界狭隘,缺乏政治远见与道德约束。其权力完全依附皇权,行事往往乖张酷烈,以满足一己之私欲为务,如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哪一个不是祸国殃民,遗臭万年?
反观文官集团,虽有其固有弊端:易陷入党争内耗(如东林与阉党),有时空谈误国(如言官只知搏名),且其本身亦代表地主士绅利益,并非全然公正。但,文官政治有其难以替代的优势:
1. 稳定性与延续性: 文官系统通过科举选拔,有一套相对稳定的人才梯队和晋升机制,不因皇帝的更迭或个人好恶而彻底瘫痪。
2. 专业性: 文官多经系统儒家教育,通晓典章制度,具备一定的行政管理和经济民生知识。
3. 制衡性: 文官集团内部存在不同派系和声音,本身形成一定的相互监督和制约,虽易生党争,但也避免了权力过度集中于某一奸佞之手。
4. 文化道统的承载: 文官体系承载着儒家‘仁政’、‘民本’等理念(尽管执行会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冲皇权的恣意妄为,维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因此,大明中后期,尽管皇帝怠政,但国家机器仍能维持基本运转,甚至在张居正、申时行等文官主导下还出现过局部‘中兴’,靠的正是这套相对成熟的文官官僚体系。它效率或许不高,内耗严重,但比起将国家交给一个昏君、一群外戚、一帮勋贵废物、或者几个心理变态的太监来说,文官政治,已经是那个时代背景下,‘最不坏’的选择。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去苛求古人建立完美制度,而应理解他们在历史条件约束下,做出的这种无奈却理性的抉择。”】
朱及第读完,将文稿轻轻放下,沉默了片刻,让这些观点在观众心中沉淀。
“这位网友的观点,非常冷静,甚至有些冷酷,但却闪烁着一种历史的理性之光。”他缓缓说道,“他提醒我们,评价历史制度,不能仅仅基于道德义愤或对‘完美’的想象,而要看在具体的、充满缺陷的现实环境中,哪种安排更能维持共同体的基本秩序与存续。”
“他将文官政治放在与其他几种权力模式的比较中,清晰地指出了其相对优势。的确,文官们会争吵,会结党,会空谈,但他们至少维持了这个庞大帝国不至于因为一个荒唐皇帝的胡作非为而立刻崩解。他们是帝国的‘稳定器’,尽管这个稳定器自身也充满了杂音和摩擦。”
这番跨越时空的“最不坏”理论,在奉天殿前引发了更为复杂的反响。
朱元璋的目光深邃难测。他创立了这套文官科举制度,自然也希望依靠士大夫来治理天下。但听到后世之人将文官政治抬到“最不坏”的高度,他内心却有些不是滋味。这仿佛在说,他老朱家后世子孙的素质,平均下来还比不上这帮文人?!
“哼,文人误国者亦不少!”他冷哼一声,但并未大声反驳,因为这评论确实点中了他内心深处的隐忧——子孙若不肖,该如何是好?或许,依靠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官系统,确实是不得已的“保底”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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