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五月的凌晨总裹着层湿冷,像浸了水的棉絮,黏在人皮肤上,甩都甩不掉。我盯着出租屋发霉的天花板,墙皮剥落的地方像块溃烂的疤,冷汗把枕套洇出片深色,带着股铁锈味。
刚做的梦还在眼前晃,黏得像没干的胶。
梦里的堂屋比记忆中暗,灵棚的黑布幔子垂到地上,扫过脚踝时凉飕飕的,像有人在扯我的裤脚。二伯躺在堂屋正中的棺材里,红漆棺盖敞着条缝,他穿着那身深蓝色的寿衣坐起来,盘扣蹭得棺材板“沙沙”响,像蛇在蜕皮。
“三丫头,”他的声音带着点痰音,比平时哑了八度,嘴角好像还沾着点黑灰,“你姐们不在,这事得你盯着。”
我想喊“二伯你咋坐起来了”,喉咙却像被浆糊粘住,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二伯的脸是青灰色的,眼窝陷得能盛水,颧骨上有块暗紫色的斑——那是他年轻时被牛顶的旧伤,平时不明显,此刻却像块淤青,透着股死气。
他抬手往墙角指,枯瘦的手指关节突出,指甲缝里还嵌着点黄土,和他平时下地干活的样子一模一样。“账本子在箱底,铁盒子里的钱够办事,”他顿了顿,像是在想什么,喉结动了动,“欠老张家的二十块记得还,他儿子下月娶媳妇,别让人说咱老李家差事。”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墙角的旧木箱锁着,铜锁在昏光里闪着冷光,和现实里的一模一样。正想再问,二伯突然弯腰往棺材里躺,寿衣下摆扫过我的脚背,冰得像块铁,还带着股潮湿的土腥气。
“砰”——棺盖合上的瞬间,我听见他在里面轻轻叹了口气,像块石头落进井里,闷声闷气的。
“操!”我猛地坐起来,T恤后背能拧出水,贴在身上像层湿纸。手机在床头柜上亮着,4点17分,屏幕映出我发白的脸,瞳孔里还残留着棺材板的红漆色。
窗外的路灯透过防盗网照进来,在地上投出格子阴影,像口没盖严的棺材。我摸起床头的水杯,手抖得厉害,水洒在床单上,晕开的形状像滩血。
我盯着手机屏上二伯的号码,那是去年春节他塞给我纸条时存的。他当时笑得满脸褶子,手背上的老年斑沾着点饺子馅,“三丫头在武汉上班,有事好联系”。此刻那串数字在屏幕上泛着冷光,像串墓碑上的编号。
指尖划过屏幕,拨通堂哥的电话。听筒里的忙音“嘟嘟”响,一声比一声沉,像二伯敲棺材的动静,敲得我心头发紧。
“喂?”堂哥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背景里有婴儿的哭声——他媳妇上月刚生了娃,小侄子总爱在半夜哭闹。
“哥,”我的声音劈了,像被砂纸磨过,“我梦见二伯了......”
“梦见就梦见呗,”他打了个哈欠,气音里混着婴儿的哼唧,“二伯前几天还跟我打电话,说要去割麦子,硬朗着呢。昨天我去看他,还能一顿吃俩馒头。”
“不是,”我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塑料壳子都快被捏变形,“我梦见他从棺材里爬出来,说我姐们不在,让我管后事......他还说欠老张家二十块,让还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接着传来堂哥的嗤笑,像块冰砸进热水里。“你这丫头,恐怖片看多了?梦是反的,说明二伯身体好着呢。”他顿了顿,声音沉了点,带着哄小孩的语气,“行了,我哄娃呢,挂了。”
忙音再次响起时,我盯着手机屏上的时间——4点20分。窗外的防盗网突然“哐当”响了一声,像是被风吹的,又像是有人在外面碰了一下。
我猛地转头,看见窗玻璃上贴着张模糊的影子,像个人影趴在那里,额头抵着玻璃,留下片白雾。
“谁?!”我抄起桌上的台灯,手心里全是汗。
影子动了动,慢慢往下滑,消失在窗沿下。楼下传来“咚”的一声闷响,像是重物落地,接着是渐行渐远的拖沓脚步声,“沙——沙——”,像有人穿着不合脚的布鞋在走路。
我抱着台灯靠在墙角,心脏撞得肋骨生疼,直到天蒙蒙亮才敢躺下,却再没睡着。
天亮后我去户部巷过早,热干面的芝麻酱糊在嘴上,却尝不出味。隔壁桌的老头在说哪家的丧事办得风光,手里的筷子敲着碗边,“当啷当啷”响,像在敲丧盆。
“说起来邪门,”老头往嘴里塞了口面,面条挂在嘴角,“那老头头天还在打麻将,赢了我五十块,第二天就没了。入殓的时候眼睛闭得不安稳,估摸着有啥没放下......”
我扒拉着碗底的萝卜丁,胃里一阵翻搅。突然想起梦里二伯指的木箱,那是他装种子的旧木箱,红松木的,锁是铜的,钥匙总挂在房梁的钉子上,红绳都磨白了。去年春节我还帮他取过里面的花生种子,铜锁打开时“咔哒”一声,像咬碎了什么硬东西。
“姑娘,再来碗蛋酒?”老板的吆喝惊得我一哆嗦,筷子掉在地上,滚到隔壁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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