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罕有地晋升为雄州防御使,折可适为诧州防御使。此外,哲宗命令章楶将两名西夏将领套上枷锁,用囚车送往开封。章楶以两人具情报价值,恳求皇恩大赦,收归旗下。
宋朝的军事胜利带来国际回响,西夏三度请求辽**事介入。不久,辽朝使者抵达开封,促请即时停战。随着形势转变,辽干预宋夏战争的潜在动机表面化起来,宋朝灭掉西夏并不符合辽国的战略利益。进行正式调停之前,辽使透露这次斡旋乃鉴于西夏的危急情况,要求和解。辽廷的有关决策过程没有清楚记录,但据一些零星资料显示,似乎是一个三重政策。第一,辽人似乎为促使和平实现,密谋对付西夏强硬派。据宋人谍报,辽道宗不单拒绝西夏军事介入的要求,还派使者毒死被视为好战成癖的战争发动者梁太后。结果,乾顺恢复亲政,主导和平谈判。第二,辽朝廷催促宋朝放弃并归还所有占领的土地、堡寨和州军予西夏,“休退兵马,还复疆土”,以突出辽在宋夏两国之上的优越地位。第三,辽帝似乎运用了武装规劝政策。他在接近宋境代州的地方巡狩。宋朝情报指,辽营距雁门关以北只有五至七里。
针对这样的形势,开封存在两派意见。宰相章惇建议不用理会辽国的调停,无论是战争亦或和平,应由宋朝决定。“夏国作过未已,北使虽来劝和,亦须讨伐,若能服罪听命,虽北朝不来劝和,亦自当听许。”枢密使曾布和鄜延路经略使吕惠卿则认为,宋朝应着眼于从西夏身上得到实际利益,不应进一步破坏宋辽关系。伊始,章惇的建议似乎较具影响力。经过哲宗与章惇、曾布及其余高级官员的广泛讨论,朝廷修正立场,允许:“夏国罪恶深重,虽遣使谢罪,未当开纳。以北朝遣使劝和之故,令边臣与之商量,若至诚服罪听命,相度许以自新。”然而,宋逼西夏澄清辽夏关系有别于宋夏关系,坚持宋是西夏的宗主国。诚如国书所述,辽和西夏是父与子婿的关系,宋和西夏则是统治者与子民的关系。宋朝惩罚子民并不意味着与辽朝对立。而且,国书宣称所有西夏土地都是由宋太宗和宋真宗授予李继迁的疆土。所以,如果西夏不打算投降,宋廷仍保留收回统治权的最终权力。又指出夏人反覆无常的态度,“一面修贡,一面犯边”。更重要的是,国书道出准备战争作为战略取向,并非宋朝所创。相反,辽兴宗曾明确地用以对付西夏的侵略,“元昊纵其凶党,扰我亲邻,属友爱之攸深,在荡平之亦可”,而宋朝只不过仿效前者。最后,国书承诺谈判。在逗留开封三十五天之后,辽朝使者接受国书而回。同时,宋朝促请西夏呈上谢罪书和交还两名战犯珪布默玛和凌吉讹裕,作为换取和平的必要条件。在西夏未履行这些要求之前,宋军加快进行横山和天都山的防御工事。
正当西夏兵败平夏城,宋朝全面占据横山和天都山。东路的鄜延路建筑暖泉寨,距离米脂寨东北四十五里。同时,河东路在黄河西岸建置了四座堡寨,加强对横山的控制。1099年夏,宋朝动员超过十万大军,十天之内筑成另外八座堡寨。结果,鄜延、河东和麟府三路连成一道新防线,沿横山绵延超过三百里,将党项人驱赶到沙漠地带。为巩固对新占领地的控制,宋朝在葭芦寨设立晋宁军。此外,环庆路经略司在横山兴建三座重要堡寨外,另于沙漠边缘、距离前西夏韦州监军司仅十里的地方筑了一寨。值得注意的是,从1038年起,宋朝占据原属白豹城和金汤城控制的地带,这两座堡寨牢牢地楔入鄜延和环庆两路之间。完成两座堡寨的工事后,朝廷决定沿用其名,以为纪念1041年范仲淹关于收复该两座堡寨的初步构想,首次揭开了宋夏争夺横山的序幕。
同时,泾原路扩张边面,由平夏城以北,伸延到西夏行宫南牟会的原址,设立天都山的指挥部于西安州。西安州距熙河路通会堡仅五十里,边面连接,而西夏天都山监军司自此失去了所据的地盘。据方勺和韩滤说,占领附近的盐池以后,宋朝每月出产的盐值达十四万钱,足以应付熙河路部份地区的支出。1099年秋,泾原和熙河两路完成会州及其余三座堡寨的工事,重新确认从兰州经黄河到会州,再沿天都山北峦穿过没烟峡,最后抵达平夏城的领土。1099年秋,西夏遣使谢罪,其谢表用辞谦卑。
天使内侍提举官杨戬来到前线,走进大帐打开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治天下者,必安其内;安内者,必攘其外。邦国之本,在于干城;社稷之固,赖于虎臣。朕以凉德,嗣承大统,夙夜忧勤,惟恐弗逮,思得良将,以固邦基。
当今天下,初定未稳。西夏屡犯边陲,窥我疆土;北辽时有异动,扰我黔首。内则水旱频仍,民生多艰;外则强敌环伺,国步维艰。此诚危急存亡之秋,非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略者,不足以当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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