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风华 第64章 檄文砺剑

朱序率领的死士营如同投入沸油的冰块，消失在江北的迷雾与烽烟中，再无明确消息传回。西府之内，那种引而不发的紧张气氛愈发浓重。各项战备工作以惊人的效率推进，但主力何时北进，依旧是悬而未决的最高机密。

这日，陆昶被单独召入郗超签押房。

房内并非只有郗超一人，还有两位负责文书起草的老练参军，此刻却都是眉头紧锁，面带难色。案上摊着几张写满字迹又被涂改得乱七八糟的纸笺。

“陆参军，”郗超省去了所有寒暄，直接指向案上文稿，“讨姚檄文已发，然其势不足。大司马之意，需再拟一文，不独为传檄天下，更要直斥姚襄其人其行，揭其肺腑，毁其声誉，令江北士庶知其非可依附之主，乱其军心民心。此文需犀利如刀，鞭辟入里。他们二人所拟，皆失之绵软或空泛。”

那两位参军面露惭色，却也无法反驳。

郗超目光转向陆昶，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审视：“你素来心思缜密，析事入微。此文，由你来拟。”

陆昶心中一震。撰写檄文，尤其是这种旨在攻心、定性的重要文告，非但需要文采，更需对时局、对敌人有极其深刻的理解和精准的把握。这绝非寻常文书工作可比。

“属下遵命。”他没有任何推辞，沉声应下。他知道，这又是一次考验，一次将他推向更核心领域的机会。

他并未立刻动笔，而是先请那两位参军将其所拟草稿及被驳回的原因细细说明，又向郗超请教了桓温对此文的具体要求与期望达到的效果。随后，他申请调阅所有关于姚襄及其父姚弋仲的档案记录，尤其是朝廷以往与姚氏部族来往的文书、诏令。

他埋首卷宗之中，目光锐利如鹰，捕捉着每一个细节。姚弋仲，作为羌人豪酋，虽也曾摇摆，但在东晋最艰难的时刻，确曾接受朝廷封号，一度表示臣服，甚至其临终遗命皆以晋臣自居，嘱诸子归顺晋室。而姚襄，早年亦曾流亡江东，受朝廷厚待，授官赐爵……

一个清晰的脉络在他脑中逐渐成形：忠义与背叛的强烈对比。

他闭目沉思，手指无意识地在案上划动。并非简单罗列罪状，而是要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的指控，将姚襄钉死在“不忠不孝、无信无义”的耻辱柱上，从根本上否定其行为的合法性。

良久，他猛地睁开眼，眸中精光湛然。他铺开一张上好的宣纸，镇纸压平，深吸一口气，提笔蘸饱了浓墨，落笔写下标题：

**《为桓大司马讨羌贼姚襄檄》**

笔走龙蛇，力透纸背！

开篇先言华夏正统，晋室承天命而王天下，四海宾服。继而笔锋一转，直指姚襄：

“羌酋姚襄者，本乃荒外遗种，幸蒙国恩。其父弋仲，昔逢国难，惶惶如丧家之犬，是先帝仁德，念其微功，授以官爵，赐其土地，使统部众，恩遇不可谓不厚！弋仲临终，犹知犬马之义，执诸子手，泣血嘱曰：‘吾受晋室大恩，汝等当竭诚以报，万死不辞！’其言铮铮，犹在耳畔！”

写至此处，陆昶笔下仿佛带着一股怒气，墨迹愈发凌厉：

“然襄此獠，枉为人子，更负国恩！父尸未寒，誓言在耳，竟敢狼子野心，悖逆狂吠！初则阳奉阴违，拥兵自重；继而窥伺神器，僭越称制！今更悍然兴兵，窃据洛阳，荼毒中原，掠我州郡，戮我黎民！其行径之卑劣，实乃旷古未闻之巨奸大恶！”

他层层推进，将姚襄与其父的忠义背道而驰凸显到极致：

“夫弋仲一生，虽偶有彷徨，终知臣节。而襄之所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于家，背弃父志，是为不孝；于国，反噬恩主，是为不忠；于天下，掀起兵燹，陷苍生于水火，是为不仁；于盟友，反复无常，信义尽丧，是为不义！此四恶俱全之徒，尚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接着，他剖析姚襄的虚弱本质，呼应谢道韫之前的判断与郗超的战略：

“观其今日之势，虽猖獗一时，不过疥癣之疾！仰仗胡骑之蛮勇，然根基本薄；窃据神都之虚名，然人心尽失！粮草转运维艰，腹背皆为我敌；内部羌晋杂处，猜忌日深！此乃天夺其魄，自取灭亡之兆！”

最后，他升华到王师北伐的大义之上：

“我大晋王师，奉天讨逆，旌旗所指，势不可挡！今大司马桓公，亲统劲旅，吊民伐罪。凡我江北士庶，岂可附逆从贼？当明辨忠奸，共击此不忠不孝、无信无义之独夫！檄文到日，望风归顺者，朝廷必待以赤诚；负隅顽抗者，必与姚襄同碾为齑粉！克复洛阳，荡清中原，就在今日！”

全文一气呵成，逻辑严密，言辞犀利，既有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又有对局势的冷静分析，更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与强大的号召力。尤其将“不忠不孝”作为核心攻击点，牢牢抓住了当时最看重伦理纲常的社会心理，极具杀伤力。

陆昶写完最后一句，掷笔于案，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将胸中块垒尽数倾泻于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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