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风华 第129章 大善亦有弊

谢安见陆昶已然听进了那番关于“政在利民”的核心论述，眼中虽仍有震撼与思索，但更多的是求知的灼热。他知道，火候已到，需以更具体、更深刻的典故，将这理念锤锻进对方的认知深处。

他并未急于继续高论，而是执起手边的紫砂小壶，为彼此重新斟满已微凉的茶汤。水声潺潺，在这寂静的书斋内显得格外清晰。氤氲的热气稍稍缓和了过于凝重的气氛。

“道理虽明，然世事纷繁，往往知易行难。”谢安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舒缓，如同在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却字字蕴含着千钧之力，“昔日孔子门下，有两位弟子，其行事作风迥异，结果亦截然相反，足可为后世为政者镜鉴。”

陆昶立刻凝神屏息，知道这才是今晚真正的精髓所在。

“其一，便是端木赐，子贡。”谢安缓缓道，“子贡其人，富致千金，且仁心慷慨。其时，鲁国有一法：凡有鲁人在他邦沦落为奴仆者，若有国人能出资将其赎回，归国后可至公府依例领取赎金，以示国家不忘其民，亦鼓励国人行此义举。”

“后，子贡果真于外邦赎得鲁人，携之归国。然其人生性高义，且家资丰饶，竟**推辞不受府库之赎金**。自以为如此方算得彻底的高风亮节，完满的仁义之举。”

故事至此，似乎子贡所为无可指摘，堪称道德楷模。陆昶亦微微颔首。

然而，谢安话锋陡然一转：“孔子闻听此事后，非但未加赞赏，反而**喟然长叹，曰：‘赐失之矣！’**”

“失之？”陆昶不禁讶异出声，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然也。”谢安目光炯炯，“孔子继而言道，其意大抵如此：‘**夫圣人之举事也，所虑者远，所求者大。其行可移风易俗，其所教可施于百姓万民，非独为成就一己之私德美名也。**’”

“**‘今观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子贡赎人不受金，其行虽高，然则自此以后，他人若再赎人，还敢去府库取金否？取之，则恐人议论其境界不如子贡，贪图钱财；不取，则自家资财有限，岂能长久为之？长此以往，唯富者可偶尔效仿，而众庶必因力所不及且恐遭物议，而不再愿行赎人之举。恐自今以往，鲁人不复赎人矣！’**”

谢安的声音沉静而有力，每一个字都像小锤敲打在陆昶的心上。

他继续阐释：“子贡之行，就其个人而言，无疑是极其高尚的‘大善’。然孔子却看到了这‘大善’之下所隐藏的巨大流弊：他无形中拔高了‘行善’的道德门槛，设定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完美标准。这使得‘行善’变成了一件需要巨大财力支撑且必须毫无私心的、极其‘昂贵’的行为。其结果是，**堵塞了绝大多数普通人行善之路，反而使得‘见义不为’、‘见危不救’成为了一种无奈之下的普遍选择。此非‘助长’了冷漠之‘恶’又为何？** 此即我前所言，有时‘大善’，反为‘恶性’张目之深意。”

陆昶只觉背后泛起一丝寒意，冷汗微沁。他从未从如此角度思考过问题！善行竟能导致恶果？这完全颠覆了他以往的认知。

“反之，”谢安不容他细想，立刻抛出另一个故事，形成鲜明对比，“另一弟子仲由，子路。**子路曾于路上见人溺水，奋不顾身，跃入急流，将其救起。**溺水者家人感激涕零，**牵来一头牛作为谢礼，子路竟坦然受之。**”

“若按俗见，子路救人而受牛，其行为似乎不如子贡赎人而不取金来得‘纯粹’和高尚。然，”谢安语气陡然提升，“**孔子闻之，竟大喜，曰：‘自此，鲁人必拯溺者矣！’**”

“为何？”谢安自问自答，目光如炬，“因子路受牛，等于向天下人宣告：**行善救人，获得应有的、合理的回报，是正当的、光荣的，无可指摘的！** 这便大大降低了行善的‘成本’和心理负担，鼓励了更多有能力的人，在遇到他人危难时，愿意伸出援手。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善行不会给自己带来损失，甚至可能还有回报。如此，善行方能可持续、可推广，终成风气。”

“故，”谢安总结道，声音回归平和中正，“为政者看待问题，万不可执着于官员个人行为在道德上的‘纯粹’与否，甚至不能仅看其一时一事的‘善’与‘恶’。而应**洞察其行为所可能引发的长远后果，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导向作用。** 有时，看似不够‘纯粹’、带有某种‘利益’驱动或回报机制的行为，反而能成就更大、更普遍、更可持续的善果。而某些极度‘纯粹’的‘大善’，若脱离实际，反而可能扼杀生机，最终导致更大的‘恶’。”

这一席话，如同洪钟大吕，在陆昶脑海中轰鸣回荡。他仿佛看到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眼前打开，门后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深刻，也更为真实的世界。他明白了，为政之道，远非简单的惩恶扬善，而是一门需要极高智慧去权衡、去引导、去设计制度的精深艺术。个人清誉，在天下实利面前，有时确实需要退让。而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将是他未来需要不断修习的课题。书斋内烛火跳动，将这位未来太守的身影映照得愈发挺拔，也愈发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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