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边境口岸的审讯室里,白炽灯亮得刺眼,空气中飘着一股劣质烟草和灰尘混合的味道。马强坐在铁椅子上,双手被手铐锁在桌沿,头垂得很低,额前油腻的头发遮住了眼睛,只有偶尔转动的喉结,能看出他还在呼吸。
林砚推门进来时,手里拿着一叠照片,指尖夹着的正是从马强货车里搜出的那件红色连衣裙——布料廉价,边角还沾着沙漠里的细沙。他把照片一张张摊在马强面前,最上面那张,是第一个受害者的遗体照,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红衣,蜷缩在铁路旁的草丛里,脸上还残留着惊恐。
“1984年11月,河南漯河,铁路边发现的红衣女人,叫王丽,32岁,是个摆摊卖袜子的。”林砚的声音很稳,没有刻意拔高,却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马强紧绷的神经,“你把她从集市骗上货车,说要载她去县城,结果在半路把她杀了,抛在铁路边,对吧?”
马强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头埋得更低,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角的木纹,发出细碎的“咯吱”声。审讯室外,周厅长和几名省厅民警正通过玻璃窗看着里面,苏晓站在最边上,手里攥着笔记本,眼神里带着一丝凝重——她之前参与过其中两名受害者的尸检,此刻听到林砚提起细节,指尖微微收紧。
林砚没等马强回答,又拿起第二张照片:“1985年3月,安徽亳州,受害者刘芳,28岁,在纺织厂上班,那天她休班去走亲戚,在路边等车的时候,遇到了你。”他顿了顿,目光落在马强颤抖的手上,“你跟她说你顺路,还主动帮她提行李,把她骗上车后,用货车上的麻绳勒死了她,然后把她的红棉袄脱下来,重新给她穿上,再抛到铁路沿线。你为什么非要让她们穿着红衣?”
这句话像戳中了马强的痛处,他突然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嘴角扯出一个扭曲的笑:“穿红衣怎么了?她们活该!”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我老婆当年就是穿着红衣跟人跑的!我辛辛苦苦跑货运挣钱,她在家跟别的男人鬼混,我回来的时候,就看到她留的纸条,还有那件我给她买的红裙子,扔在沙发上,跟个笑话一样!”
林砚皱了皱眉,他之前的犯罪侧写里,就推测凶手的作案动机可能与情感创伤有关,此刻马强的话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他没有打断马强,而是继续引导:“所以你就把对老婆的恨,撒在了其他穿红衣的女人身上?你觉得她们都跟你老婆一样?”
“不是觉得!”马强突然激动起来,手铐在桌沿上撞出“哐当”一声响,“我第一次遇到王丽的时候,她穿着红衣,站在集市上笑,跟我老婆当年一模一样!我看着她就恶心,我想让她知道,背叛的下场是什么!”他喘着粗气,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眼神又变得浑浊,“后来我发现,杀了她们之后,我心里能好受点……我开着货车跑遍河南、安徽、江苏,只要看到穿红衣的女人,我就想把她们骗上车,让她们跟我老婆一样,永远消失。”
林砚拿起第三张照片,是江苏徐州的受害者,照片里的女人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糖糕。“这个受害者叫陈燕,才22岁,刚从农村出来打工,她还有个弟弟在上学,等着她寄钱回家。”林砚的声音里多了一丝冷意,“你杀她的时候,就没想过她的家人会有多难过?”
马强的眼神闪烁了一下,不敢再看照片,把头扭向一边:“我没想那么多……我当时就觉得她穿的红毛衣碍眼,我只想让她闭嘴。”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每次杀了人,都会把她们的红衣整理好,再抛到铁路边。铁路上的火车天天过,能把她们带得远远的,我以为这样就没人能查到我头上。”
林砚点点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凶手每次都选择在铁路沿线抛尸——既利用了长途货车的便利性,又想借助铁路的流动性掩盖罪行。他继续问道:“你怎么确定每次抛尸的地点不会被人发现?还有,你作案后,怎么处理受害者的随身物品?”
“我都是选那种偏僻的铁路段,要么是荒郊野外,要么是没人走的废弃路段。”马强的声音低了下去,“她们的随身物品,我要么扔在路边的河里,要么埋在荒地里,有时候还会把钱包里的钱拿走,用来加油、吃饭。我以为我做得天衣无缝,你们根本查不到我……”
“你确实很小心,跨省作案,利用货运路线掩盖行踪,还刻意避开监控——虽然80年代监控少,但你每次作案都选在没有目击者的地方。”林砚看着马强,“但你忽略了一点,再完美的犯罪,也会留下痕迹。你货车轮胎的纹路,你留在受害者衣服上的纤维,还有你指纹——你以为擦掉了,但我们还是通过指纹比对设备,找到了你。”
提到“指纹比对设备”,马强的身体僵了一下,他显然没想到,警方会有这么“先进”的东西。他之前听人说过,警察破案靠的是走访和经验,所以他才敢一次次跨省作案,没想到这次栽在了“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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