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林砚将三张泛黄的行动记录纸平铺在桌面上,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指腹能触到墨水未干时留下的轻微晕染——80年代的办公条件就是这样,连复写纸都要省着用,重要记录全靠手写,稍有不慎就会留下痕迹。
“第三次行动暴露是在三天前,我们计划突袭虎哥的货运站,结果到地方时,只抓到两个看场子的小弟,核心成员全跑了。”李建国站在桌旁,指间夹着的烟燃到了烟蒂,烫得他猛一甩手,烟灰落在地面的水泥缝里,“前两次也是这样,明明出发前反复确认过保密,可每次都像有人提前给虎哥递了信。”
林砚没接话,目光落在记录纸的“出勤时间”一栏。第一次行动是上周二凌晨四点,第二次是周五下午两点,第三次是本周一晚上七点——三次行动时间跨度大,涉及的参与警员从五人到十二人不等,要从里面找出“内鬼”,无异于在一堆沙子里挑出一粒带记号的石子。
“会不会是外部泄露?比如我们去码头踩点时,被虎哥的人看见了?”旁边的老民警王勇忍不住开口,他从警十几年,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憋屈的事,“我上次跟林砚去码头,就看见几个穿黑夹克的盯着我们看,说不定是他们盯梢了。”
“可能性不大。”林砚抬起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照片,都是他卧底时偷偷拍的码头场景,“虎哥的人做事虽然狠,但没那么细致,他们只会盯着搬运工和商户,不会特意留意穿便衣的。而且三次行动,我们出发前都换了路线,集合地点也不一样,外部盯梢不可能次次都精准预判。”
他把照片按日期排开,最后一张是卧底暴露那天拍的——虎哥手下追他时,慌不择路撞翻了一个水果摊,照片里能清晰看到地上滚落的苹果,还有远处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打电话。林砚当时没在意,现在再看,那身影的站姿和穿着,竟有点像局里的人。
“林砚,你有头绪了?”李建国看出他的神色变化,往前凑了凑,“有啥想法就说,现在不是藏着掖着的时候。”
“我想查一下三次行动前后,所有参与警员的‘异常外出’记录。”林砚指着行动记录纸上的名单,“每次行动前两小时、行动后一小时,谁离开过警局,离开去了哪,见了谁,都要查清楚。内鬼要通风报信,肯定得有单独联系的时间。”
这个提议不算新鲜,但执行起来麻烦——局里没有电子考勤,警员外出全靠在门卫室登记,遇上紧急情况,甚至有人忘了登记就直接出去。李建国皱了皱眉,还是点了头:“行,我让行政科把近两周的门卫登记本都报过来,再让参与行动的人各自写一份外出说明,半小时后汇总到这儿。”
没等半小时,行政科的老张就抱着一摞蓝色封皮的登记本跑来了,本子边缘都磨得起了毛,上面的字迹五花八门,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林砚和李建国一人拿着一本,逐页翻找,王勇则负责去催警员们的外出说明。
“第一次行动是上周二凌晨四点,集合时间是凌晨三点半。”林砚翻到对应日期,手指在登记栏上滑动,“凌晨两点到三点半之间,只有三个人外出过——王勇去买早点,张磊去医院给母亲送东西,刘刚说‘出去透透气’。”
“透透气?”李建国凑过来看,登记本上确实写着“刘刚,凌晨两点十五分外出,两点五十分返回,事由:透气”,他忍不住嗤了一声,“大冬天的,凌晨两点出去透透气?这理由也太扯了。”
林砚没说话,继续翻第二次行动的记录。第二次行动是周五下午两点,集合时间是一点半,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半之间,外出的人多了些,有去吃饭的,有去邮局寄信的,其中刘刚的登记记录是“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外出,一点十分返回,事由:买烟”。
“买烟用了半小时?”林砚把登记本摊开,指着时间差,“局门口就有小卖部,来回十分钟顶天了,他去哪买烟要半小时?”
李建国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想起刘刚平时的表现——做事还算勤快,但每次讨论虎哥的案子时,总显得心不在焉,有时还会故意岔开话题。当时他只当是刘刚经验不足,现在看来,这里面恐怕真有问题。
这时王勇拿着一叠外出说明走了进来,大部分人的说明都跟登记本上一致,只有刘刚的说明写得含糊其辞:“第一次外出是因为失眠,想出去走走;第二次外出是去街对面的小卖部买烟,路上遇到熟人聊了几句。”
“遇到熟人?哪个熟人?”林砚拿起刘刚的说明,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写得很匆忙,“他没写清楚,我们得问问。”
李建国刚要起身,林砚却拉住了他:“别急,先看第三次行动的记录。如果三次都有问题,那他的嫌疑就跑不了了。”
第三次行动是本周一晚上七点,集合时间是六点半,下午五点到六点半之间,外出的警员只有两个——一个是去接孩子的女民警,另一个就是刘刚,登记记录是“下午五点二十分外出,六点十分返回,事由:给家里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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