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南州市郊的晨雾还没散尽,刑侦大队的电话就像催命符似的响了起来。
林砚刚把前一天“菜窖女尸案”的结案报告整理好,钢笔尖还沾着蓝墨水,就听见李建国粗哑的嗓门从办公室门口传来:“林砚!跟我出趟差,城郊县供销社又被盗了!”
他赶紧把报告合上,抓起搭在椅背上的警服外套就往外跑。院子里,赵伟已经靠在警车旁抽烟,看见林砚跑出来,嘴角撇了撇,没说话——自从“菜窖案”后,赵伟虽然不再公开找茬,但那股子不服气的劲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警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李建国才翻开手里的报案记录,眉头越皱越紧:“这是半个月里第四起了,城郊县、清河县、古塘县,三个县的供销社,全是夜里被撬的后门,只偷现金,连供销社里的烟酒都没动。”
林砚凑过去看记录,泛黄的纸页上,每个案子的案发时间都标注在凌晨两到四点之间,作案手法几乎一模一样:撬锁用的是扁平螺丝刀,现场没留下脚印,附近也没找到目击者。
“三个县沿国道分布,间隔都在五十公里左右。”林砚指着地图上的标记,心里已经有了初步判断,“凶手像是专门挑国道沿线的供销社下手,得手后就能顺着国道快速离开。”
李建国点点头,从烟盒里抽出根烟点上,烟雾在驾驶室里弥漫开来:“我跟三个县的派出所所长都通过电话,他们排查了周边的惯偷,没一个对得上的。清河县那个供销社,旁边就是村民住的院子,愣是没人听见动静——这小子反侦察能力不一般。”
警车驶进城郊县供销社时,门口已经围了不少村民,穿蓝布褂子的供销社主任正急得直跺脚,看见警车过来,赶紧迎上去:“李队长,您可来了!昨晚丢了三百多块钱,那是我们供销社半个月的营收啊!”
林砚跟着李建国走进供销社,后门的木门上有个明显的撬痕,边缘的木头被撬得卷了起来。他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放大镜——这是他穿越后特意托人从省城买来的,在80年代的刑侦队里,算是稀罕物件。
“撬痕很整齐,角度是从下往上撬的,凶手应该是个力气不小的男人。”林砚用手指量了量撬痕的宽度,“用的是大号螺丝刀,刃口宽度大概一厘米。”
赵伟在旁边插了句嘴:“这有啥用?镇上五金店到处都卖螺丝刀,总不能一家家查吧?”
林砚没跟他争辩,继续在周围勘查。后门旁边有片空地,地面上隐约有车轮碾压的痕迹,只是昨晚下过小雨,痕迹已经有些模糊。他让供销社主任找来塑料布,把痕迹盖住,又让人去附近借水桶和石膏——他想试着提取车轮印。
“林同志,这车轮印都糊成这样了,还能提取出来?”供销社主任疑惑地问。
“能提取多少是多少,说不定能看出轮胎的花纹。”林砚一边调石膏,一边解释,“凶手如果是开车来的,轮胎花纹就是重要线索,不同品牌的轮胎,花纹样式不一样。”
李建国站在一旁看着,没说话,但眼神里多了几分认可。之前林砚用泥土证据破“菜窖案”时,他还觉得是运气,现在看来,这小子是真有实打实的本事。
等石膏凝固的间隙,林砚跟供销社主任聊起了昨晚的情况:“主任,昨晚后门有没有锁好?周围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锁得好好的,我每天晚上都亲自检查。”主任拍着大腿,一脸懊恼,“昨晚十点多我还来看过,后门锁得严实着呢。早上五点开门,就看见门被撬了,钱箱里的现金全没了。”
“附近有没有人听见动静?”林砚又问。
主任摇摇头:“旁边住的王大爷,耳朵有点背,没听见;斜对面的小李家,昨晚两口子去县城走亲戚了,家里没人。这凶手像是算准了似的,专挑没人的时候下手。”
这时,负责提取车轮印的民警喊了一声:“林哥,石膏取出来了!”
林砚走过去,小心地拿起石膏模型,上面隐约能看出轮胎的花纹,是那种常见的横向条纹,但在条纹中间,有个细小的缺口——应该是轮胎被尖锐的东西扎破后,修补留下的痕迹。
“有缺口的轮胎花纹,这是个重要特征。”林砚把石膏模型装进证物袋,“李队,我建议咱们把三个县的案发现场都走一遍,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线索。”
李建国掐灭烟头,果断地说:“行,就按你说的办。赵伟,你跟城郊县派出所的同志留在这,再走访一下周边村民,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目击者。我跟林砚去清河县和古塘县。”
赵伟脸上有点不乐意,但还是点了点头:“知道了,李队。”
林砚跟李建国坐上警车,继续往清河县赶。路上,李建国忽然开口:“林砚,你觉得凶手会是什么人?”
“大概率是运输行业的。”林砚不假思索地回答,“三个县沿国道分布,作案间隔均匀,凶手对路线很熟悉,而且能在短时间内往返于不同县城,普通村民没这个条件。最有可能的是长途货车司机,或者跑运输的个体户——他们有交通工具,熟悉国道沿线的情况,而且经常夜里赶路,不容易引起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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