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州市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的煤炉快灭了,呛人的煤烟裹着纸张的霉味在屋里打转。李建国把搪瓷缸重重墩在桌上,茶渣溅出来,在“1983年先进集体”的奖状上晕开一小片褐色。
“跑了!又让张彪那孙子跑了!”他扯着领口,声音里满是憋闷。昨天码头抓捕的硝烟味还沾在警服上,可最该落网的“虎哥”张彪,却像提前长了眼睛,在刑警队包围食堂的前五分钟,坐着小划子从河汊溜了。
林砚刚从码头回来,棉鞋上还沾着泥点。他没急着坐下,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纸——这是他潜伏时记团伙交易的那张,边缘已经被手指磨得起毛。“李队,不是张彪跑得快,是有人给通风报信了。”
这话像颗石子砸进滚油里。办公室里瞬间静下来,正在整理笔录的赵伟手一顿,笔尖在纸上戳出个洞:“林砚,你这话可不能乱说!队里都是老同事,谁会干这种事?”
“是不是乱说,看线索就知道。”林砚走到桌边,把烟盒纸摊开,上面用铅笔头画着歪歪扭扭的路线图,“昨天行动前,我跟您定的是‘晚八点半,见红灯笼就冲’,这个暗号只有队里人知道。可我们到食堂时,张彪的人已经在收拾东西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李建国的眉头拧成疙瘩。他捏着烟,指节泛白:“可能是码头的人走漏了风声,毕竟当时围观的搬运工不少。”
“不可能。”林砚摇了摇头,眼神很笃定,“我提前跟王大叔打过招呼,让他稳住其他人,而且我们穿的是便衣,到了码头才换的警服。张彪在市区没固定住处,除了他情妇家,没人知道他的落脚点——除非,有人把行动时间和地点透给了他。”
这话让办公室的气氛更僵了。赵伟放下笔,语气带着点嘲讽:“林砚,你才来多久?李队带的人都是过过命的兄弟,老吴跟了李队十年,上次抓毒贩还替他挡过刀,你怀疑谁也不能怀疑自己人啊!”
林砚没跟赵伟争辩,转头看向李建国:“李队,我知道这话难听。但张彪团伙盘踞码头两年,之前几次摸排都没动静,偏偏这次我刚摸到油库的赃款,他就跑了——这太巧了。要想彻底端了这个团伙,必须先把内鬼找出来。”
李建国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搪瓷缸的边缘。他不是没怀疑过,可“内鬼”这两个字,像根刺扎在心上。老吴是他从派出所带出来的,当年在乡下抓逃犯,两人挤在草垛里冻了一夜,老吴把唯一的棉袄让给了他。这种过命的交情,怎么会通敌?
“林砚,没有证据的事,不能瞎猜。”李建国的声音低了些,“队里的人,我信得过。”
“证据可以找。”林砚走到文件柜前,拉开最下层的抽屉——里面放着警员的“外出登记本”,蓝色封皮已经磨破了。他翻到昨天的记录,指尖停在一行字上:“李队,您看,昨天下午四点到六点,老吴登记的是‘去城郊走访证人,核实张彪伤人案’。可我昨天跟城郊派出所的同志联系过,他们说老吴根本没去,证人当天一直在派出所等,直到天黑都没见着人。”
李建国凑过去,目光落在“吴志强”三个字上。登记本上的字迹是老吴的,一笔一划很工整,可后面的“证人签字”栏,却是空的。按规矩,走访证人必须让对方签字确认,老吴不可能不知道。
“也许是老吴忘了……”李建国的声音有些底气不足。
“还有这个。”一直没说话的苏晓突然开口。她从勘查包里拿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枚劣质金属手链——链身是黄铜的,上面焊着个歪歪扭扭的“虎”字。“这是上次在码头勘查时,从被打伤的搬运工身边捡到的。当时我没在意,直到昨天看到老吴手腕上,也戴着一模一样的。”
办公室里彻底静了。赵伟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没发出声音。那手链是“虎哥”团伙的标志,只有核心成员和他们的“关系户”才会戴,队里的人谁都知道。
李建国拿起塑料袋,手指微微发抖。手链上的铜锈蹭在指尖,有点扎人。他想起昨天行动前,老吴还凑过来跟他说:“李队,这次肯定能抓住张彪,我跟您一起上。”当时他还觉得老吴够义气,现在想来,那些话里藏着多少猫腻?
“李队,”林砚的声音缓了些,“我知道您难受。但咱们当警察的,不能因为人情就放过错漏。要查老吴,很简单——查他昨天的电话记录。”
80年代没有手机,队里只有两部固定电话,一部在办公室,一部在李建国的宿舍。家属院的电话归邮电局管,要查通话记录,得去邮电局调单子。
李建国掐灭烟,把搪瓷缸里的凉茶一饮而尽。他抹了把嘴,眼神终于变得坚定:“走,去邮电局。林砚,你跟我去;苏晓,你留在队里,盯着老吴,别让他起疑心。”
三人兵分两路。林砚跟着李建国走出警局,外面刮着冷风,卷着地上的碎煤渣。李建国走得很快,军绿色的大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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