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雷朵集团总部的大堂里还浸在半明半暗的昏沉里。廊灯的暖光像被厚重窗帘榨过似的,只剩几缕虚弱的光丝飘下来,落在深灰色大理石地面上,碎成星星点点的霜白——连石材拼接处的银灰色填缝剂都清晰得能数出棱格,每一块大理石都被打磨得像镜面,映着廊灯的虚影,泛着冷幽幽的寒气。
我攥着楼梯扶手往下走,铁艺扶手上的卷草纹凸起得锋利,蹭得掌心发疼。那道旧伤是上周在码头和赫猜的人对峙时,被弹簧刀划开的,刚结了层浅褐色的硬痂,此刻被花纹蹭开一道细缝,淡红的血珠慢悠悠渗出来,黏在冰凉的金属上,像颗凝固的小红豆。昨夜守在阿明房外的走廊到后半夜,天花板上的半球形监控每隔两秒闪一次红光,那点红亮像只没眼皮的眼,每闪一下,我的心脏就跟着缩紧一分。直到天蒙蒙亮,才敢靠着冰冷的墙眯了会儿,后背的衬衫早被冷汗浸得发僵,贴在皮肤上凉得像敷了块冰,连肩胛骨都透着寒意。
刚拐到一楼大堂,就看见管家张叔站在玄关的雕花拱门旁,正低头跟佣人交代着什么。他穿的那件藏蓝色中山装,早被岁月洗成了发灰的靛蓝,领口磨得发亮,能看见里面浅灰色的衬布,左胸口袋上缝着颗黄铜扣——边缘泛着浅绿的氧化痕迹,是二十年前丽丽姐刚在曼谷唐人街站稳脚跟时送他的。那时丽丽姐刚从金三角逃出来,手里攥着第一笔货的钱,给张叔买了这件中山装,说“张叔,以后这就是家,你是守家人”,这颗扣子就成了“守家的念想”。
他的袖口磨出了参差不齐的毛边,露出里面一截干瘦的手腕,皮肤松垮地贴在骨头上,手背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米粒,像老榕树的气根贴在皮肤上。指节因为常年搬东西、修器物有些变形,指甲缝里嵌着点洗不掉的墨渍——是前几天给阿明写“一二三”识字卡片时蹭的。
他手里攥着张泛黄的牛皮纸纸条,纸边卷得像只蜷起来的小虫子,拇指在“头层羊皮”四个字上反复摩挲,指腹的老茧蹭得纸面沙沙响。声音压得像从喉咙里滚出来的气音,刚够对面的佣人听见:“去镇上老李家换,必须是羊颈处的头层皮——就那一块最软和,阿明皮肤嫩,禁不得糙料。”他顿了顿,指尖点了点纸条上的字,语气添了几分郑重,“记住,盯着他鞣,别掺了次等皮,我吃过亏。”
那声音轻得几乎要被远处厨房传来的“哐当”声盖过去——是佣人在摆早餐的瓷器,碗碟碰撞的脆响在空旷的大堂里荡开回音,衬得张叔的叮嘱愈发细碎,也愈发透着他对阿明的在意。
两个穿灰布褂子的裁缝忙不迭点头,脑袋垂得快抵到胸口,连呼吸都放轻了半分。他们的褂子是粗纺的,布面磨得发毛,左胸处还沾着块洗不净的浆糊印,想来是上次给佣人补衣服时蹭上的。手里的木柄布尺被磨得光滑发亮,包浆温润,显然用了好些年头,金属卡扣搭在粗布上,随着点头的动作轻轻晃动,蹭出“沙沙”的轻响,节奏细碎得像蚕食桑叶。
其中矮些的那个连忙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磨破边角的牛皮纸本子,又摸出支笔帽松动的圆珠笔——笔尖干涩得厉害,他先在本子空白处划了两下,才在“李记皮铺”四个字上飞快落笔,力道重得让笔尖在纸上戳出细小的墨点,晕成一个个深黑的小星子。他的指关节粗粝,沾着点浅褐色的皮屑,想来是常年握尺量布磨出来的,连握笔的姿势都带着些拘谨,仿佛面前不是管家,而是能决定他们生计的大人物。
我的脚步猛地顿在原地,皮鞋跟蹭过大理石地面,发出极轻的“嗒”声,像被冻住的水滴砸在冰面。指尖下意识蜷成拳,指甲狠狠嵌进掌心那道未愈的旧伤里——上周在码头替丽丽姐挡刀时,被赫猜的人用弹簧刀划开的口子,此刻痂皮被生生抠裂,淡红的血珠顺着指缝慢慢渗出来,黏在指腹的老茧上,凉得发涩。
“镇上”——这两个字像道炸雷在颅腔里炸开,震得太阳穴突突直跳,每一下都像有根细针在扎着神经。自从上次码头遇袭,丽丽姐下了铁打的死命令:除了花粥、魅姬这些能直接碰核心货仓的成员,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岛。连每日的生鲜采购都由固定供货商驾着贴了集团标识的快艇送货,码头的人脸识别系统比曼谷警署还严——入口处架着三排摄像头,连耳后痣的位置都能精准识别,安保员腰间的枪套敞开着,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水面,稍有异常就会扣动扳机。
张叔能带着人出去,全是沾了阿明的光。在雷朵集团,那个八岁的孩子就是丽丽姐的逆鳞,是她唯一会松口的理由——上次阿明说想吃曼谷的芒果糯米饭,丽丽姐连夜调了直升机去运,连监控都暂时关了半条走廊的。
一个念头像淬了毒的钩子,瞬间勾住我的神经:跟着去!镇上的便民超市永远挤满了买东西的居民,收银台的广播声、小孩的哭闹声、货架碰撞声搅成一团;斜对门的菜市场更是喧闹,卖鱼的吆喝、斩骨头的闷响能盖过任何私语。在那样的地方,哪怕用公用电话传消息,也未必会被察觉——说不定还能找到杨杰安插在镇上的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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