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秋意带着肃穆的凉意,未央宫前殿的梁柱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汉武帝刘彻的灵柩停放在殿中央,灵堂四周的白幡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空气中弥漫着香烛与哀伤交织的气息。八岁的汉昭帝刘弗陵身着孝服,在霍光、金日磾等辅政大臣的簇拥下,接受百官的朝拜。霍光手中紧握着那幅汉武帝临终前赐下的“周公辅成王”画像,画像边角镶嵌的“辅政符”因主人的凝重而微微发烫——这位身材高大、眼神沉稳的大司马大将军,此刻正肩负着延续大汉国运、守护灵脉民生的千钧重担。从汉武帝驾崩到汉宣帝继位,霍光以雷霆手段稳定朝局,废黜荒淫无道的昌邑王,拥立深知民间疾苦的刘询,开创了“昭宣中兴”的治世,而宣帝对秦法吏治的重视,更让汉朝的法统在“重农轻赋”之外,增添了“严明吏治”的坚实底色。
昭帝初立:霍光主政与国策延续
汉武帝后元二年,一代雄主刘彻在五柞宫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临终前,他颁布遗诏,立幼子刘弗陵为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组成四人辅政团队,其中霍光位居首辅。汉武帝特意将一枚刻有“定国安邦”符文的玉印交予霍光,玉印上的符文源自《山海经·大荒东经》的“镇国符”,寓意“承天命,安社稷”。这位霍去病的异母弟,此刻接过的不仅是权力,更是汉武帝晚年痛定思痛后的国策转向——《轮台罪己诏》中“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训诫,成为他辅政的核心准则。
汉昭帝继位之初,朝堂局势错综复杂。上官桀与桑弘羊不满霍光独揽大权,暗中勾结燕王刘旦,企图推翻霍光的辅政地位;地方豪强趁新帝年幼,蠢蠢欲动,关中灵田的兼并现象死灰复燃;西域诸国因汉武帝驾崩,对汉朝的向心力减弱,丝绸之路的灵脉驿一度中断。面对这些挑战,霍光采取了“稳定优先、延续国策”的策略,逐步巩固政权。
在朝堂之上,霍光以“遵循武帝遗诏”为旗帜,团结大多数朝臣。他每周在未央宫设立“辅政堂”,与其他三位辅政大臣共同商议国事,所有重要决策都以“武帝遗训”为依据,减少了政治阻力。针对上官桀等人的挑衅,霍光起初采取隐忍态度,暗中收集证据。元凤元年(前80年),当上官桀等人准备发动政变的证据确凿后,霍光果断出手,以“谋反罪”诛杀上官桀、桑弘羊,逼死燕王刘旦,彻底清除了朝堂中的反对势力。这场**中,太学的儒家博士与律学馆的法家修士坚定地站在霍光一边,前者以“春秋大义”论证其行为的合法性,后者则以“秦律谋反条”提供了法理依据,展现了儒法合流的治理优势。
在国策延续方面,霍光严格遵循《轮台罪己诏》的精神,将“重农轻赋”作为施政重点。他任命田千秋继续担任丞相,推广赵过的“代田法”与灵谷种植技术;在关中、河东等地修复因巫蛊之祸而荒废的灵田,由灵脉监修士布设“丰产符阵”,使每亩灵田的产量较昭帝初年提升了两成。霍光还下令减免全国口赋三年,禁止官吏擅自征发徭役,规定流民返乡可获得灵谷种子与农具。这些措施实施后,长安城外的荒地在三年内重新变成了沃野,流民纷纷返乡务农,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灵脉治理是霍光辅政的重要内容。他延续了汉武帝晚年的灵脉政策调整,将灵脉监的工作重心完全转向“农桑服务”。霍光命人修订《灵脉利用条例》,明确规定“凡灵脉资源,优先供应灌溉、农具炼制与民生需求”,严禁任何私人或官府以“祭祀”“长生”名义滥用灵脉。在他的推动下,终南山的“养灵阵”得到重新修缮,灵气日益充沛,不仅滋养了关中灵田,还缓解了长安城中残留的煞气,百姓们都说:“霍光辅政,灵脉安,五谷丰。”
在边疆与西域事务上,霍光采取了稳健的政策。他派使者前往匈奴,重申“通关市,互不侵扰”的协议,在朔方、云中设立“互市灵驿”,用中原的丝绸、灵谷换取匈奴的战马、皮毛;派傅介子出使西域,诛杀叛乱的楼兰王,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恢复了“灵材西运、法器东来”的交流通道。西域诸国见汉朝政局稳定,纷纷重新归附汉朝,莎车国献“夜光璧”,于阗国贡“玉石灵矿图”,为后来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昌邑之废:伊尹故事的现代演绎
元平元年(前74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汉昭帝突然驾崩,且没有留下子嗣,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摆在霍光面前的最大难题。经过与丞相杨敞、太学博士丙吉等大臣的反复商议,霍光最终选中了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作为皇位继承人——这位年轻的诸侯王在封国时以“喜好游乐”闻名,但霍光希望他能在辅政大臣的引导下,延续昭帝时期的国策。
然而,刘贺的表现很快让霍光和朝臣们大失所望。从昌邑(今山东巨野)前往长安继位的途中,刘贺就沿途掳掠女子、抢夺灵材,甚至命侍从破坏民间灵田的“丰产符阵”取乐。继位后,他更是将昌邑国的旧臣悉数召入长安,封官许愿,企图架空霍光等辅政大臣。刘贺在宫中设宴狂欢,用西域进贡的“夜光璧”照明,却对霍光提交的“春耕事宜”奏折置之不理;更严重的是,他擅自命令方士在未央宫布设“求仙阵”,耗费大量灵脉资源炼制丹药,完全违背了《轮台罪己诏》中“严禁方士私用灵脉”的规定。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