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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马不停蹄地跑了另外几个推广三黄鸡的村子。这一圈走下来，我的心比背着的公文包还要沉。
柳树坪村那地方，山地多得能累死骡子，养殖条件差到让我想起扶贫纪录片里的画面。
可咱们的胡大镇长硬是要在这儿推广规模化养殖。部分农户直接把鸡苗散养在坡地上，说是“生态养殖”，实则是管理几乎为零。
最让我揪心的是马蹄村。那天我坐着摩托车颠了三个多小时才到，屁股都快散架了。
村子藏在深山老林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打个电话得满山找位置。因为交通不便，技术指导几乎覆盖不到这里，鸡苗成活率低得可怜。村支书老马拉着我看了几家养殖户，鸡苗死得只剩一半不到。
“林主任，不是我们不尽力，是这鸡娃子太娇贵咧。”老马搓着粗糙的手，满脸无奈，
“镇上说有技术员来指导，这都一个月了，就见来过一回。喂啥料，防啥病，我们两眼一抹黑啊！”
几个村民围过来，抱怨声此起彼伏：“当初说得好听，包技术包回收，现在鸡都快死光了，找谁去？”
我掏出笔记本一一记下，心里堵得慌。这些农民兄弟，怕是又把积蓄砸进这“政绩工程”里了。
回到镇上，我直奔胡进办公室，想着把这些情况向他反映。
“胡镇长，我跑了几个村，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养殖密度过大，卫生防疫意识不强，饲料使用不规范，尤其是马蹄村那边，因为太偏远，技术跟不上，成活率不高，村民有情绪……”
胡进正在审阅我草拟的汇报材料，听到这里，头也没抬，只是用笔敲着桌子。我数了数，整整敲了七下，不知这是什么高深的领导艺术。
“林涛啊，”他终于开口，眼睛还黏在材料上，“看问题要看主流！要看发展！个别村、个别户有点小问题，很正常嘛！要在发展中解决！不能因为一棵树，否定整片森林！”
我差点破口大骂：你他娘的，如果整片森林都是病树呢？
他放下笔，双手交叉放在微凸的肚子上，抬眼看了我一眼：“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成绩总结好，把亮点突出出来！材料这里，还要再润色一下，特别是对未来规划和带动效应的描述，要更有气势，更鼓舞人心！”
我看着他沉浸在“宏伟蓝图”中的样子，忽然想起培训时老师讲过的一个概念——“塔西佗陷阱”。当时觉得离基层工作很遥远，现在想来，政府公信力不就是被这样一点点消耗的吗？
知道再说什么也是徒劳，我只好退了出来。在胡进看来，任何指出问题的行为，都是在给他如火如荼的政绩工程泼冷水。这年头，说真话成了最不讨好的事。
无奈之下，我只能尽力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做些补救。
我找到农技站的老王，希望他多往下面跑跑，加强技术指导，尤其是防疫环节。
老王苦着一张脸：“林主任，不是我不下去，是站里就这一辆破面包车，修车钱都报不了。再说，就我那点差旅费，垫了两个月还没报销呢。”
我这才知道，镇里把大部分经费都投到了三黄鸡的“品牌宣传”上，包括在县城入口处竖的那块巨幅广告牌——上面是胡进和一群体型饱满的三黄鸡的合影，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转行当了养殖户。
我又重新梳理了之前联系的县城销售渠道，试探性地询问能否增加采购量。
“金满堂”酒楼的采购经理打着哈哈：“林主任，不是我不支持工作，现在的供应量已经够了，再多就得降价了。”
县招待所更直接：“我们对品质稳定性要求很高，你们那养殖条件，暂时无法大规模增加订单。”
这些努力，在汹涌的“推广”大潮面前，杯水车薪得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拿着玩具桶救火的孩子。
镇上的气氛也愈发微妙。那天在走廊遇见张振国书记，他正背着手踱步，看见我，招招手让我过去。
“林涛，培训回来了，眼界要更开阔。”他慢条斯理地说，手指轻轻敲着栏杆，“有些事，急不得，但也……挡不住。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多看，多学。”
这话说得云里雾里，像是在提醒，又像是在告诫。我琢磨了半天，大概意思是：我知道有问题，但我不会管；你也别管，看着就行。
更可笑的是龚小洪，这小子现在见到我，那表情活像看见了什么稀有动物。
“林主任，胡镇长这把火可是越烧越旺了！你可得跟紧点，别掉了队啊！到时候功劳簿上，少不了你的名字！”他拍着我肩膀，语气里的阴阳怪气能酸掉牙。
就连经发办内部，气氛也有些变化。
老钱到底是老同志，看问题透彻，私下里对我叹气：“胡镇长这是要把经发办和他绑在一起啊。项目成了，他头功；项目要是……唉，咱们也得跟着吃挂落。”
其他几个年轻干部，则分成了两派：一派被胡进的激情感染，干劲十足，天天把“跨越式发展”挂在嘴边；另一派则像我一样，心存忧虑，但不敢明说，开会时只管低头记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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