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的桃花开得正艳,粉白的花瓣落进平江路的河水里,随波打着旋。往日里只闻书声的顾府祠堂,今天却传出了“噼里啪啦”的算盘响——这里被改成了“江南新式学堂”,朱漆大门上挂着块新匾额,写着“格物致知”四个隶书大字,落款不是哪朝状元,而是前顾氏族长顾砚秋。
此刻,顾砚秋的长孙顾文轩正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着阿拉伯数字。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学生制服,领口系着领结,头发剪得短短的,完全没了往日士族子弟的长衫气。台下坐着二十几个学生,有士族家的少爷小姐,也有商户、工匠的孩子,都捧着印着“算学入门”的课本,听得聚精会神。
“这道题,”顾文轩敲了敲黑板上的应用题,“从苏州到上海的铁路长二百里,火车每时辰走五十里,问几个时辰能到?”他话音刚落,商户家的儿子就举起手:“先生,四个时辰!我爹上周坐火车去上海,就是这个数!”
顾文轩笑着点头,眼里的光比窗外的桃花还亮。三年前,他还是个捧着《论语》摇头晃脑的贵公子,觉得算学、格致都是“匠人之术”,登不得大雅之堂。直到去年跟着父亲去铁路公司见习,看见工程师用公式算出桥梁的承重,用外语和西洋商人谈成了铁轨生意,才突然明白:“以前学的‘之乎者也’,换不来蒸汽机车,也换不来百姓的好日子。”
学堂的侧厅里,几个士族子弟正围着一台显微镜。这是顾文轩托人从西洋买来的,镜片下,一滴水里面的微生物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格致课讲的‘细菌’?”前礼部尚书的孙女柳玉茹捂着嘴惊叹,“难怪先生说,喝生水会生病,原来是这些小东西在作怪!”
旁边的实验台上,摆着从北境机器局借来的蒸汽机模型。工匠家的儿子正试着转动摇杆,模型“呜呜”地喷出蒸汽,带动小轮子转起来。“这要是放大了,就能拉火车?”他眼睛瞪得溜圆,手在模型上摸来摸去,“比我爹修的织布机厉害多了!”
顾砚秋站在廊下,看着这一幕,手里的旱烟杆半天没点着。他想起十年前,族里的子弟连走出苏州城都觉得掉价,更别说和商户、工匠的孩子同窗共读。可现在,顾文轩教算学,柳玉茹学外语,连最守旧的张御史家的孙子,都在研究西洋的电报机,说要“让苏州的消息三天传到京城”。
“顾老先生,”学堂的杂役老刘端来一碗茶,他以前是顾家的佃户,现在负责给学生们烧开水,“您看这学堂多好!我家二小子以前只会放牛,现在能算清田亩账了,说将来要去农技站当先生呢!”
顾砚秋接过茶碗,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他想起去年开办学堂时,族里的老顽固们骂他“辱没祖宗”,说“士族子弟就该考科举、当大官”。可他硬是把祠堂腾了出来,卖掉了一半的良田,换了课本、仪器,请了西洋的格致先生,甚至亲自去商户家敲门,说“来上学吧,不收束修,管午饭”。
现在看来,这条路走对了。上个月,柳玉茹跟着商队去了广州,用外语和英国商人谈成了丝绸生意,赚的银子够学堂半年的开销;张御史的孙子画出了苏州城的电报线路图,官府看了都说好,要拨款让他试着架设;连最调皮的商户儿子,都算出了新粮种的产量,帮着农技官说服了不少老农试种。
傍晚时分,学生们放学了,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功课。柳玉茹拿着本外语书,正跟顾文轩请教发音,夕阳照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像镀了层金。张御史的孙子抱着电报机模型,跟工匠家的儿子比划着什么,两人笑得前仰后合。
“爷爷,”顾文轩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新拟的课程表,“我们想加一门‘实业课’,教学生们怎么开工厂、管账房,您看行吗?”
顾砚秋看着课程表上的“成本核算”“市场营销”,突然想起年轻时,父亲总说“士族靠祖宗荫庇就能衣食无忧”。可去年查抄旧账时,他才发现,那些所谓的“荫庇”,不过是靠着权势强占民田、垄断生意,百姓背地里骂了多少代。
“加!”顾砚秋把旱烟杆往廊柱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下,“不光要教,还要带他们去参观铁路公司、纺织厂,让他们知道,本事不是写在族谱上的,是在手里练出来的。”他望着远处的城墙,那里,火车的汽笛声隐约传来,“以前靠祖宗,腰杆是弯的;现在靠本事,腰杆才是直的——这才是真体面。”
顾文轩用力点头,转身跑回学堂,要去改课程表。夕阳的余晖穿过祠堂的窗棂,照在“格物致知”的匾额上,把那四个字映得格外亮。廊下的桃花又落了几片,像在为这些融进新局的年轻士族,铺一条通往更宽天地的路。
夜里,学堂的灯还亮着。顾文轩在灯下备课,算学课本上的公式写得工工整整;柳玉茹在练习外语书写,字母像一群跳跃的小蝌蚪;张御史的孙子则在画电报机的改进图,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这些曾经的“士族子弟”,正在用新的本事,写着属于自己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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