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皇宫文华殿内,气氛比往日更为凝重。王巢端坐于摄政席位上,案前堆放着厚厚的卷宗,每一本卷宗都记录着明朝旧臣的任职履历与财产明细。他手指轻叩卷宗,目光扫过殿内的文武百官,沉声道:“大明亡于流寇,更亡于吏治**。若官员皆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纵使有百万大军,也难挡亡国之祸。今日起,北京城内全面整顿吏治,凡贪腐者、无能者,一律严惩不贷!”
话音落下,殿内鸦雀无声。左侧列阵的明朝旧臣们无不面露紧张——他们中不少人在崇祯朝便有贪墨之举,如今王巢要整顿吏治,生怕自己被揪出把柄。曾任顺天府尹的刘良佐,手心更是冒出冷汗,他想起自己三年前曾收受商户白银五千两,包庇其偷税漏税的罪行,此刻正暗自祈祷不要被翻出旧账。
王巢早已看穿众臣的心思,当即下令:“传我命令,成立‘吏治清查司’,由曾任御史的钱龙锡担任司长,抽调二十名清廉正直的官员与五百名护卫队士兵,负责清查北京城内所有在职官员的贪腐情况。清查范围包括:官员家产与俸禄是否匹配、是否存在欺压百姓、是否有收受贿赂等行为,凡查实有贪腐者,一律革职查办,没收全部财产;情节严重者,处以流放或死刑!”
钱龙锡当即出列领命:“臣定当尽心竭力,清查贪腐,绝不姑息!”
次日清晨,吏治清查司的官员便带着护卫队士兵,分头前往各衙门调取官员的任职记录与账目。在顺天府衙,官员们翻开库房账目时,发现许多收支记录模糊不清,尤其是去年的粮税征收账目,竟有三万石粮食去向不明。“刘大人,这三万石粮食为何没有入库记录?”清查司官员拿着账目,质问顺天府尹刘良佐。
刘良佐脸色发白,强装镇定:“去年遭遇蝗灾,部分粮食在运输途中受损,故未入库。”
“受损的粮食可有官府出具的损耗证明?为何账目上没有任何标注?”清查司官员追问。刘良佐支支吾吾,无法回答。官员当即下令搜查刘良佐的府邸,结果在其书房的暗格里,搜出白银八万两、绸缎两百匹,还有十多份百姓的地契——这些地契,都是刘良佐以低价强买百姓的耕地所得。
铁证如山,刘良佐再也无法抵赖,只能跪地求饶。清查司官员当即下令将其逮捕,并张贴告示,公布其贪腐罪行。百姓们得知刘良佐被抓,纷纷拍手称快,有的还提着烂菜叶、鸡蛋,来到衙门前咒骂这个欺压百姓的贪官。
类似的场景,在北京各衙门不断上演。仅三日时间,吏治清查司便查处贪腐官员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两名六部侍郎、五名知府,共没收白银五十余万两、粮食十万石,以及大量的房产与地契。这些被没收的财产,一部分用于补充军饷,一部分则发放给贫困百姓,百姓们对王巢的整顿吏治之举,愈发拥护。
但清查贪腐只是第一步,如何防止官员再次贪腐,才是长久之策。六月初五,王巢再次召开朝会,宣布设立“监察院”,由钱龙锡兼任监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督全国官员的行为。监察院的官员直接对王巢负责,可随时弹劾贪腐、无能的官员,不受其他衙门干涉;同时,王巢还下令在各州县设立“百姓举报箱”,鼓励百姓举报官员的不法行为,凡举报属实者,给予白银五十两至五百两的奖励;若举报者遭到官员报复,监察院将严惩报复者。
在通州,一名叫王二的百姓,因不满州官张某克扣赈灾粮款,便写下举报信,投入举报箱。监察院官员接到举报后,立刻前往通州调查,发现张某果然将朝廷发放的两万石赈灾粮,私自克扣一万石,转卖给粮商牟利。张某被革职查办后,王二不仅获得了五百两白银的奖励,还受邀参加通州的吏治监督会议,成为百姓代表。“监国大人设立举报箱,让我们百姓也能监督官员,这真是为民做主啊!”王二拿着奖励的白银,激动地对街坊邻居说道。
除了清查贪腐与设立监察院,王巢还推行官员考核制度,以政绩作为官员升迁的主要标准。他下令,每半年对全国官员进行一次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政务处理效率、百姓满意度、农业生产恢复情况、税收完成情况等。考核优秀者,优先升迁;考核不合格者,降职或罢免;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者,永久不得为官。
在房山县,县令周文斌便是考核优秀的典型。自均田政策推行以来,周文斌亲自深入田间地头,帮助百姓解决耕种难题,还组织工匠修建水渠,解决了当地的灌溉问题。在六月的考核中,房山县的百姓满意度高达九成,农业生产恢复速度也位居北京周边州县之首。王巢当即下令,将周文斌升任顺天府丞,并在朝会上公开表彰,号召其他官员向他学习。
周文斌的升迁,让许多官员看到了希望。原本敷衍了事的官员,如今也开始认真处理政务,主动走访百姓,北京的官场风气逐渐焕然一新。在户部,官员们不再拖延粮草调配,原本需要十日才能完成的粮草调拨,如今三日便可完成;在工部,官员们加快了房屋修缮进度,北京城内受损的百姓房屋,不到一个月便修缮完毕;在刑部,官员们严格按照律法审理案件,杜绝了冤假错案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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