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的新宋 第173章 赵顼的文章下

今有君子，沉潜经史，考镜得失，其心在于为万世开太平，此知之功，不可泯也。

然，若执此知以为足，坐论道而不起行，是犹持万贯之钱契而饿死于廪粟之侧，岂不悲夫？

另有君子，洞悉时弊，锐意更张，其志在于解生民于倒悬，此行之勇，不可没也。

然，若恃此勇以为足，贸然行而不返知，是犹无星秤尺而量江海之深广，其不倾覆者，几何？

（对“知”派与“行”派，先肯定其价值，再指出其可能陷入的偏颇。这种不偏不倚、公允全面的态度，足以让双方都感受到被理解，从而更容易接受文章后续的引导。

那“钱契饿死”与“无星量海”的比喻，更是犀利精准，入木三分。

在进行了充分的铺垫与说理后，文章亮出了最核心的观点——“辨志”。）

故学者之要，首在“辨志”，亦即“判心”。判其心之所向，何为苍生耶，何为名利耶？

心若为公，则其知必求明彻，其行必求稳妥。

心若为私，则其知流于口耳，其行必归于莽荡。

真知，非记诵辞章之谓，乃事理当然之则，了然于胸，如痛痒之在己体。

真行，非蛮力强为之谓，乃此心良知发用于事，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之自然。

如此，则裁军、科举改制，莫非仁政之施为；

《通鉴》、《唐礼》，莫非事功之津梁。

又何有乎新旧之争、知行之分？

（这将辩论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彻底拉回到了士人的道德初心与现实担当。

只要“心为苍生”，则具体政策之争不过是“实策之优劣”的技术性讨论，而无关乎道德立场。

这为化解党争、凝聚共识提供了最高的哲学依据和道德前提。

文章最后，发出了充满感召力的行动倡议。）

呜呼！诸生！时局之艰，非坐谈可解；圣学之奥，非空想可明。

愿吾辈共勉：于读书穷理时，即存关切世事之心；于临政处事时，不忘反求本心之明。

可效范文正公“先忧后乐”之志，可慕胡瑗苏湖“经义治事”之学。

或参议县政，或考察河防，即事即学，即学即行。

使吾之所知，皆为民胞物与之实学；使吾之所行，皆为清明在躬之实功。

如此，则朝堂之上，所争者为实策之优劣，而非意气之短长。

则吾辈所学，方为明体达用之真儒业，而非割裂知行之口头禅矣！

此文至此，戛然而止。

全文格局高远，说理透彻，恩威并施，既有帝王的威严，又有师者的循循善诱。

它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明体达用”的士人新道路。

赵顼掷笔于案，长舒一口气。李宪恭敬地将墨宝捧起，小心吹干。

“陛下，此文……”

李宪声音微颤，他被文章的气魄与深理所震撼。

“颁下去。”

赵顼语气淡然，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以朕御制之名，颁于崇文院，敕令抄录，张贴于太学、国子监及天下各州府学宫。

朕要让每一个读书人，都能看到。”

他没有选择明发诏书，而是以“御制”文章的形式颁行天下，此举意味深长：

默认身份：这等于向全天下公开承认了此前“汴京士人”的系列言论，皆出自上意，或至少完全代表圣心。

那位神秘的士人，在此刻与九五之尊合二为一。

终极定调：此文为持续许久的太学之辩画上了权威的句号。

皇帝亲自为辩论定了性、指了路。此后，任何关于“知行”、“经义实务”的讨论，都必须在此文的框架内进行。

昭示方向：文章清晰地表明，皇帝支持的是一种“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学风与政风。

这为熙宁变法提供了最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标志着赵顼从思想的幕后引导者，正式走向了前台的总设计师与最高裁判官。

《辨志》一文一出，天下震动。

汴京太学：当抄录的文章张贴于明伦堂前时，引发了空前的围观。

支持变法的学子欢欣鼓舞，视之为变法的思想圣经；

中间派学子陷入深思，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求学之路；

即便是最保守的学子，在皇权与真理的双重压力下，也不得不收敛声息。

“辨志”、“实务”、“即事即学”成为太学新的流行语。

言官集团：那些曾在朝会上慷慨陈词的言官，顿时哑口无言。

他们终于明白，自己挑战的竟是皇帝的意志，再纠缠下去已毫无意义，反而可能招致不测之祸。

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在府中细细品读后，默然良久，最终化为一声复杂的叹息。

他们知道，一个由皇帝亲自掌舵、思想高度统一的新时代，已经不可逆转地到来了。

任何直接的对抗都将是徒劳的，未来的较量将转入更微妙、更需耐心的领域。

河北大名府：王安石收到快马送来的《辨志》一文，在灯下反复诵读，击节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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