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如此,”赵顼最终定调,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如释重负,
“待岐王大婚礼成,便依此议行事。着政事堂(曾公亮牵头)、枢密院(文彦博协同)、三司(韩绛核算)、宗正寺,共拟《宗室子弟南迁兴教抚边条例》及岐王出任宣化使详细仪注,务求名正言顺,章程严密,稳妥可行。
首批试点,就于广南西路桂、昭等州先行。”
“臣等遵旨!”
众臣领命告退。御书房内,只剩下赵顼一人。他缓步走到巨幅舆图前,目光再次落于广南西路。
这项看似为解决宗室冗费和边疆治理的务实政策,其最深层的政治意图——将皇位最可能的“竞争者”体面地“请”出权力中心——已在波澜不惊的讨论中,悄然达成。
熙宁二年春天的这场御前会议,不仅敲定了科举新制,更埋下了一颗影响深远的种子。
赵顼的熙宁新政,在波澜壮阔的舆论战和制度变革之外,又添了一笔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深宫权谋。
风声最先传到岐王府时,赵颢正在书房临帖。
他的心腹内侍屏退左右,低声禀报了从宫中得到的消息——陛下与诸位相公商议,欲遣宗室贤者南下广南,主持教化,而亲王之中,陛下首推的,便是他这位“贤名素着”的皇弟。
赵颢手中的笔“啪”地落在宣纸上,染黑了一幅好字。他猛地站起身,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此言……当真?”他的声音有些发颤。广南西路?那是士大夫贬官流放之地,烟瘴横行,蛮夷难驯!皇兄……竟要我去那里?
一股冰冷的寒意从他心底升起。这不是重用,这分明是……流放。他瞬间想起了历史上无数被至亲猜忌、远斥边陲的宗室命运。
惊愕过后,是排山倒海的委屈。他是谁?他是官家的同母弟,自幼一同在宫中长大,感情甚笃。
他自问谨言慎行,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非分之想,终日不过读书习字、结交文人雅士,博取一个“贤王”的名声,不就是为了让皇兄放心吗?
为何如此待我?就因为我年长,因为我有那么一点微末的名声,就成了必须被清除出京的威胁吗?一种被最亲近之人背叛的痛楚,紧紧攫住了他的心。
然而,委屈很快被更强烈的恐惧所取代。他深知皇兄的性子,熙宁以来,那份锐意进取背后,是不容置疑的决断和越来越深的城府。这绝非商议,而是通知,是决定。
他开始飞速思考:
反抗?绝无可能。抗旨不尊,立刻就是大罪。
哭诉?向母后哭诉?皇兄若知,只会认为我心怀怨望,博取同情,其心可诛。
彰显贤能以自保?更不行!此刻越显贤能,皇兄只会越猜忌我收买人心,所图甚大。
在极短的时间内,赵颢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蜕变。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必须接受,必须表现得心甘情愿地接受。
他开始自我说服:
“此非祸事,或是转机。离了这是非之地,天高海阔,反倒安全。
‘宣化使’名头尊贵,若能做出一番事业,青史留名,岂不胜过在京师谨小慎微、仰人鼻息?”
他的脸上恢复了平静,甚至努力挤出一丝“深感责任重大”的凝重。他对内侍道:
“休要再胡言乱语。陛下若有差遣,是为国效力,是本王的本分与荣耀。”
他必须让所有人,尤其是皇兄的眼线看到,他是顺从的,甚至是“欣喜”的。
消息传到高太后宫中时,她正在修剪一盆牡丹。听闻此事,金剪“铛啷”一声掉在地上。
“什么?!官家他……他怎可如此?!”她的第一反应是纯粹的、作为母亲的愤怒与心痛。
颢儿是她最小的儿子之一,自幼体弱,性情温和,怎受得了岭南之苦?
“那是烟瘴之地!我儿金枝玉叶,若有闪失,我……我也不活了!”她瞬间泪如雨下,恨不得立刻去找皇帝儿子问个明白。
但很快,她作为太后的理性开始拉扯她。她深知皇帝儿子的脾气,新政以来乾纲独断,此事既与重臣议定,断无回转余地。
她若强行阻拦,不仅无用,反而会加深他们兄弟间的裂痕,甚至让颢儿的处境更糟。
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包裹了她。一边是心爱的小儿子,一边是身为皇帝、肩负江山的长子。
她无法真正责怪长子,因为皇帝有皇帝的理由;她更心疼小儿子,却无能为力。她被困在了“母亲”与“国母”的双重身份里,左右为难,心痛如绞。
她最终没有去找皇帝大吵大闹。她只是独自垂泪良久,然后唤来心腹宫女:
“去,悄悄告诉岐王府的人,让他们……早做准备。缺什么,短什么,直接从我的用度里支取,务必打点周全,护卫、太医、药材,一样都不能少!”
她无法改变决定,只能用这种方式,默默地为小儿子争取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份保障。她的心态,从愤怒转向了一种悲痛的、无奈的接受,并将所有情感转化为对儿子后勤保障的极致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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