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的周方怀明显顿了一下,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透过听筒传来,格外清晰。“汪董啊,你这提议来得正好,却也不巧。” 他的声音带着几分无奈,尾音拖得很长,“这几天市工商联那边快被民企老板们踏破门槛了,半数以上都在反映试点的事,说你们汪氏把标准抬得太高,他们快顶不住了。”
我握着话筒走到窗边,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玻璃。市一中操场上,穿着蓝白校服的孩子们正围着篮球架奔跑,欢呼声像一串清脆的风铃,顺着和煦的春风飘进办公室。“他们是觉得汪氏搞特殊化,抢了资源?”
“不止是特殊化。” 周方怀重重叹了口气,听筒里传来他喝水的声音,“有家做机械加工的老板,姓刘,昨天堵在我办公室门口快哭了。说你们汪氏的政策一出来,他厂里的员工当天就集体找他谈子女入学的事。他年营收才两千万,刨去成本利润不到两百万,哪拿得出钱建幼儿园、设教育基金?可要是不回应,几个跟着他干了八年的技术骨干,已经在打听你们汪氏的招聘信息了。”
我沉默片刻,目光越过操场,落在远处城东研发基地的塔吊上,那里的钢材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周局长,刘老板的难处我懂,但这事不能只看表面。汪氏搞试点,从来不是为了‘抬高标准’,而是想撕开一个口子 —— 让大家看到,员工的安居难题,不是企业独自扛的重担,更不是只能靠‘砸钱’解决的死局。”
手指轻轻叩了叩玻璃,我继续说道:“您想过吗?刘老板的技术骨干要跳槽,表面是奔着汪氏的入学政策,本质是奔着‘企业能解决后顾之忧’的安全感。要是全市的民企都陷在‘要么扛不住成本,要么留不住人’的死循环里,最终受影响的,是整个城市的产业根基。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他们留不住人,咱们市的制造业、服务业哪来的活力?”
周方怀那边没了声音,只有笔尖偶尔划过纸张的轻响,想来是在琢磨我的话。
“所以您说的‘不巧’,在我看来反而是‘契机’。” 我的语气不自觉地加重了几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民企老板们慌了,说明他们在乎员工,也想把企业做好 —— 这就有了抱团解决问题的基础。汪氏的试点不是‘标杆’,是‘样品’,咱们得让大家明白,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花多少钱’,而是‘找对方法’。”
“找对方法?” 周方怀的声音里透着疑惑,“汪董有什么想法?”
“您别急。” 我转身走回办公桌,指尖落在那份员工子女入学台账上,“汪氏能谈成试点,靠的从来不是‘财大气粗’。我们给教育局算过两笔账:一笔是人才账 —— 城东研发基地能带来两千个高端岗位,这些人才的子女入学解决了,项目才能快落地,未来五年能给市里贡献近十亿税收;另一笔是资源账 —— 我们的技术团队帮学校升级智慧教室,研发人员开科普讲座,这些软实力是教育局花钱都难买到的。”
我顿了顿,刻意放慢语速:“中小企业缺的不是诚意,是整合资源的能力和跟政策对接的渠道。刘老板的机械厂,能不能帮学校检修实验室的设备?做餐饮的老板,能不能承接学校的营养配餐?这些都是教育系统的刚需,比单纯捐钱更可持续。要是把全市民企的资源整合起来,按行业分工对接学校需求,再由汪氏和工商联牵头跟教育局谈,这不就把‘单个企业的难题’变成了‘城市发展的合力’?”
听筒里传来周方怀恍然大悟的轻呼:“汪董这是想搭个平台啊!把民企的资源、学校的需求、政策的空间串起来?”
“正是这个意思。” 我笑了笑,语气里多了几分释然,“汪氏愿意牵头做这件事 —— 我们出对接团队,整理各行业资源清单,甚至可以开放我们的智慧教室方案给其他企业参考。等框架搭起来,刘老板这样的中小企业,只需要根据自身能力出份力,就能享受到集体谈判的红利。到时候没人会觉得汪氏在‘搞特殊’,反而会明白,这是大家一起为员工、为城市做的实事。”
周方怀的笑声透过听筒传过来,带着明显的轻松:“汪董啊,还是你眼界宽!我刚才还在愁怎么安抚那些老板,现在看来,这事儿能做成更大的文章。你这格局,确实配得上汪氏的体量。”
“您过奖了。” 我看向窗外,马赫的儿子正和同学追着足球跑,身影轻快得像只小鸟,“做企业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员工的根扎在城市里,企业的根才能扎得稳。汪氏今天帮同行搭平台,既是帮大家解困,也是在为自己的上下游产业链稳根基 —— 毕竟,没有哪个企业能在孤立的生态里活得长久。”
“汪董事长,你说得很好!” 周方怀的声音里满是赞同,“那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我这边先跟市领导汇报,你那边也尽快和工商联对接,咱们争取下周就开个协调会,把这盘棋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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