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像一个笨重而温顺的钢铁巨兽,载着我,在城市的脉络里缓慢而坚定地穿行。
窗外的景象,从繁华的商业区,逐渐过渡到略显杂乱的批发市场,再到外墙斑驳的老式居民楼。每一次停靠,每一次启动,都像一次心跳,将我带离那座牢笼更远一步。我紧抱着怀里那个装着全部家当的帆布包,身体随着车厢微微摇晃,帽檐压得极低,口罩严实地遮住了所有可能泄露情绪的表情。
自由的气息,混杂着车厢里各种陌生的味道——汗味、早餐包子的油腻气、劣质香水的甜腻——一股脑地涌入鼻腔。这种真实、甚至有些粗粝的生活质感,像强心针一样注入我几乎僵死的感官。我没有激动得颤抖,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平静,一种终于脚踏实地、不再悬空的踏实感。
但我知道,这仅仅是逃亡的第一步。真正的切割,现在才刚刚开始。
根据事先反复推演的路线,我在一个靠近城乡结合部的公交枢纽站下了车。这里人流复杂,长途汽车站、地铁站、公交站交织在一起,巨大的广告牌闪烁着廉价的光,拉客的摩托车司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吆喝着,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汽车尾气的味道。这是一个完美的藏身之所,喧嚣和混乱是最好的掩护。
我没有丝毫停留,像一滴水汇入浑浊的河流,迅速穿过嘈杂的广场,走向枢纽站侧面一个相对老旧、管理似乎也更松散的长途汽车站。这里没有光鲜亮丽的大厅,只有一个简陋的售票窗口和几排塑料座椅,等待的乘客大多提着编织袋,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
我压低帽檐,走到售票窗口前。玻璃后面坐着一位正在嗑瓜子的大妈,头也不抬。
“去哪儿?”声音含糊不清。
“一张去南亭镇的票。”我报出林薇所在那个南方海滨小城的名字,声音透过口罩,显得有些闷。这是计划中的第一站,一个中转地,而非最终目的地。
“最晚一班,晚上九点四十。硬座,二百三。”大妈熟练地敲打着键盘。
“好的。”我从帆布包内侧一个隐蔽的小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现金,数出刚好够的数,从窗口下方的小槽递了进去。指尖触碰到冰凉的玻璃,很稳。
票很快打印出来,一张薄薄的、几乎没什么分量的纸片。我接过票,紧紧攥在手心,纸质粗糙的触感传来,却比任何珠宝都更让我感到珍贵。这是通往新生的凭证。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彻底的切割。
我走向车站角落一个标识着洗手间方向的小通道。通道阴暗,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尿液的混合气味。女洗手间里灯光昏暗,只有一个隔间的门虚掩着。我迅速闪身进去,反手锁上了那个并不牢靠的插销。
狭小的空间里,只有头顶一盏嘶嘶作响的日光灯提供着惨白的光线。我靠在冰冷的隔板上,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暂时卸下一些伪装。我摘下帽子和口罩,露出那张因为长时间紧绷而有些僵硬的脸。镜子里映出的那双眼睛,不再是死水般的麻木,而是燃烧着一种冰冷的、决绝的光芒。
我从帆布包最深处,摸出了那个东西——一部老旧的、屏幕甚至有些划痕的非智能手机。这是陆砚深当初“配给”我,用于接收他指令和周姨联系的唯一工具,也是他监控我行踪的枷锁之一。三年来,它像一个冰冷的镣铐,时刻提醒着我的身份。
现在,是时候彻底砸碎它了。
我熟练地推开手机后盖,取出里面那张小小的、承载着过去三年所有屈辱和禁锢的手机卡。SIM卡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我捏着它,指尖能感受到它微小的、坚硬的轮廓。
没有犹豫。
甚至没有一丝留恋。
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卡的两端,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力一掰!
“咔嚓”一声极其轻微的脆响,在寂静的隔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那张小小的卡片,应声断成两截。
我看着掌心那两片毫无用处的塑料和金属碎片,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近乎仪式般的解脱感。这根与陆砚深、与那座黄金牢笼最后的有形连接,被我亲手斩断了。
我走到马桶前,掀开盖子。将两截碎片扔了进去,然后,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冲水按钮。
“哗——”
汹涌的水流瞬间将碎片卷走,旋转着,消失在下水道的黑暗深处。
像过去三年那个名为“保姆沈清弦”的躯壳,被彻底冲刷干净,不留痕迹。
做完这一切,我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有一种更深沉的虚脱感,仿佛刚才那一下,用尽了我积攒三年的力气。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的轻松。就像卸下了背负已久的、沉重的枷锁,虽然一时有些不适应,但呼吸却变得无比顺畅。
旧的联系已经切断,新的联系必须建立,但必须绝对安全。
我再次从帆布包里拿出另一个小东西——一张全新的、用现金购买的、不需要任何身份登记的预付费手机卡。包装简陋,像一张不起眼的废纸。我撕开包装,将那张全新的、代表着未知和可能的SIM卡,小心翼翼地塞进手机卡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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