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晋县衙的正堂被重新粉刷过,原本斑驳的墙壁换上了干净的白灰,唯一保留的是堂上悬挂的“明镜高悬”匾额,只是匾额下的公案换了张新制的木桌,桌面上摊着五城的舆图,用朱砂标出的职能区域像一张细密的网,将这片土地的脉络清晰勾勒。
张颌站在堂中,看着陆续走进来的三十余人——有降兵中识文断字的校尉,有本地乡绅推举的老者,还有天策军里战功赫赫却不善厮杀的老兵。他们穿着统一的青色公服,虽略显局促,眼神里却透着郑重。
“从今日起,五城设‘三司’,”张颌的声音在堂内回荡,指尖点向舆图,“户曹管人口、田亩、赋税;兵曹管城防、巡逻、军械;工曹管水利、修缮、工坊。每司设主事一人,佐官两人,分驻五城,统一听令于军府。”
他拿起三份印信,分别刻着“户曹之印”“兵曹之印”“工曹之印”,铜质的印身在晨光中闪着冷光。“李乡老,”张颌将“户曹之印”递给须发皆白的老者,“您久居安邑,熟悉农桑,户曹主事一职,非您莫属。”
李乡老接过印信,双手微微颤抖。他原是安邑的老秀才,秦末战乱时躲在乡下,没想到花甲之年竟能执掌一司,当下躬身道:“老朽定不负将军所托,管好这五城的生计。”
“赵昂,”张颌转向曾奇袭河津的骑兵校尉,将“兵曹之印”掷过去,“你带过兵,懂防御,兵曹的事交给你,我要五城的城墙像铁桶一样结实。”
赵昂接住印信,抱拳时甲胄碰撞作响:“末将保证,苍蝇都飞不进城门!”
最后,“工曹之印”被递给了原楚军的军械官王匠。此人虽出身敌军,却精通工坊营造,河津渡口的浮桥就是他带人连夜修好的。“王匠,”张颌看着他,“铁坊、水利、城墙修缮,全归你管,缺人缺料,直接报军府。”
王匠捧着印信,眼眶微红。在楚军时,他因进言减少军械浪费被鞭笞,如今却能执掌工曹,当下单膝跪地:“将军信我,我必以死相报!”
一、户曹的第一笔账
户曹的临时办公点设在临晋的旧粮仓旁,三间打通的库房里堆满了账簿,李乡老带着两个佐官,正对着五城的田亩册核账。
“安邑的盐碱地有三百亩,得先改良,”李乡老用毛笔在册子上批注,“每亩撒十斤草木灰,连续三年才能种庄稼。记着,让兵曹派些士兵帮忙,百姓的劳力得留着春耕。”
佐官是个年轻书生,闻言提笔记录:“乡老,赋税按‘十抽一’征收,会不会太少?军饷、修缮都要用钱。”
李乡老放下毛笔,指着窗外正在翻地的农夫:“你看他们,以前每亩地要交‘十抽五’,还得服徭役,地里的收成不够填窟窿,谁还肯好好种?咱们收得少,但要收得匀,让百姓看到盼头,明年的地才能种得更用心。”
正说着,蒲坂的户曹佐官匆匆进来,手里拿着新登记的户籍册:“乡老,蒲坂查出二十户隐田,都是以前楚军校尉强占的,现在百姓不敢认。”
李乡老翻看册子,眉头紧锁:“传我令,隐田归还原主,三年免征赋税。另外,贴出告示,凡举报隐田者,赏粟米五石——但不许诬告,诬告者加倍罚粮。”
傍晚时,户曹的第一本账册封皮了。上面记载着:五城共八千三百二十七户,三万四千六百五十一人,可耕良田两万一千亩,盐碱地一千二百亩,预计秋收可产粮三万石。李乡老抚摸着账册,仿佛能看到金黄的麦浪在田野里翻滚。
二、兵曹的防御图
兵曹的议事房里,赵昂正和五城的兵曹佐官围着防御图争论。图上用墨线标出了五城的城墙高度、箭楼位置,还有巡逻路线,密密麻麻的标注几乎覆盖了原本的舆图。
“陕城的西城墙必须再加高五尺,”赵昂用红笔在图上画了道线,“那里对着函谷关,章邯的投石机能打到城里,太危险。”
陕城的佐官是个老兵,闻言急道:“主事,加高三尺就够了,五尺要动用太多工匠,会耽误春耕的。”
“春耕重要,命更重要!”赵昂拍着桌子,“从工曹调三十个铁匠,再从百姓里雇五十个壮丁,工钱按市价给,绝不拖欠。”他转向河津的佐官,“河津的渡口要加派巡逻,白天两班,晚上三班,每队不得少于十人,带弩箭。”
争论声中,安邑的佐官突然道:“主事,城外发现一股流寇,约百余人,抢了两个村子的粮食,要不要派兵清剿?”
赵昂立刻起身,抓起兵符:“传我令,调临晋的三百骑兵,随我去安邑!”他走到门口时,又回头道,“记着,抓活的,问问他们是从哪来的,附近还有没有同伙。”
骑兵出发时,夕阳正染红天际。赵昂勒马站在城门口,看着士兵们检查装备,突然对身旁的佐官道:“告诉各城,每晚亥时,城头点三盏灯笼,若有异动,灭一盏;遇袭,灭两盏;城破,全灭——这是信号,别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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