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五年的四月,中原大地早已褪去了春寒,炙热的阳光如同熔化的铁水,无情地烘烤着被战火反复蹂躏的土地。龟裂的田野、焦黑的树干、坍塌的屋舍,构成了一幅荒凉而残酷的画卷。视野所及,难见人烟,唯有被遗弃的村庄和路旁零星可见的白骨,无声地诉说着连年战乱的惨烈。偶尔有秃鹫盘旋落下,发出令人心悸的嘶鸣,啄食着那些无人掩埋的遗骸。
空气中弥漫着复杂的味道:新鲜泥土的腥气、久久不散的硝烟味、腐烂有机物特有的恶臭,以及那在高温蒸腾下若有若无、却始终萦绕在鼻尖,一旦察觉便令人作呕的血腥气。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共同宣告着一场决定华夏命运的战略大反攻,正在这片饱受创伤的土地上全线展开。而其中最为惨烈、也最为关键的一役,已在南阳府城下拉开了它血腥的帷幕。
南阳,这座曾经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中原重镇,如今已成了清军在黄河以南最为顽固的堡垒。清廷深知此城不容有失,几乎将能征惯战、且熟悉南明与顺军战法的亲王贝勒、汉人王公尽数集结于此。
豫亲王多铎坐镇中枢,威重令行;英亲王阿济格、贝勒博洛、内大臣鳌拜等满蒙悍将分守各门,个个都是能止小儿夜啼的狠角色;而耿继茂、尚可喜等早期降清的汉人王爷,也被赋予了重任,摆出了决一死战的姿态。城头变换的旗帜下,是清军固守待援,甚至意图在此重创联军主力的决心。
城墙被多次加固,青灰色的墙砖上布满了新旧弹坑和箭痕,如同麻风病人的脸。密布的火炮射孔如同蜂窝,从孔洞中伸出的黝黑炮口,透出森冷的杀机。城外,纵横交错的壕沟深达数丈,其间布满了尖锐的拒马、洒满了寒光闪闪的铁蒺藜,更深处可能还有浸了毒药的竹签,等待着吞噬敢于踏上来的脚掌。一些关键的通道口,甚至还设置了陷坑,坑底倒插着削尖的竹木。
这层层叠叠的防御工事,构成了一个立体而残酷的死亡地带。然而,最令人心悸的,是城头上那些隐约可见、超越了时代的武器——张晓宇督造改良的滑膛炮,炮身更长,闪烁着冷冽的金属光泽,远非联军那些笨重的旧式火炮可比;可连续发射的连珠铳,复杂的机簧结构预示着它将泼洒出怎样密集的弹雨;甚至还有几架结构简陋、以木材和蒙皮为主,却带着螺旋桨和投弹架的“轰炸机”,如同蛰伏的史前巨兽,停放在城内广场上,其存在本身,就对攻城联军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威慑。每当有联军斥候试图靠近观察时,城头总会适时地响起几声清脆的、与众不同的火铳声,那是张晓宇亲卫队装备的、精度更高的燧发枪在警告,子弹往往能打在斥候身旁极近的位置,逼得他们无法靠近。
面对如此坚城利械,南明与顺、西联军的阵容亦空前强大。明军方面,以宗室朱亨嘉为名义上的统帅,实际指挥权则掌握在久经沙场的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东平伯刘泽清以及督师堵胤锡、黔国公沐天波等人手中。大顺军则由名将李过、高一功率领,麾下多是百战余生的老营精锐,战斗经验极其丰富。而从四川千里驰援,携大西军余部精锐而来的李定国,更是以其过往辉煌的战绩、悍勇与智谋,成为了此战事实上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联军兵力虽众,士气高昂,但装备远逊于清军,火炮多为旧式,射程近、精度差、装填慢,火铳更是良莠不齐,许多士兵使用的还是刀矛弓矢等冷兵器。攻城之战,注定是一场用血肉之躯去消耗钢铁与火药的炼狱。每个士兵脸上,除了同仇敌忾的斗志,也隐隐带着一丝对未知利器的恐惧和对命运的茫然。
战斗从黎明第一缕微光刺破黑暗时开始。随着李定国一声令下,联军的数百门旧式火炮率先轰鸣,沉重的实心铁球和部分来之不易的开花弹拖着硝烟,呼啸着砸向南阳城墙,试图压制城头火力,为步兵冲锋开辟道路。刹那间,城墙上砖石飞溅,烟尘四起,守军的呼喊声隐约可闻。
然而,反击来得更快、更猛。清军隐藏在坚固炮垒中的改良滑膛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怒吼,其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射速也明显快于联军火炮。尤其是那些部署在城墙角楼的重炮,经过张晓宇的校准,每一次齐射,都能在联军密集的步兵阵型中犁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槽。
残肢断臂与破碎的兵器一同被抛向空中,凄厉的惨叫声甚至压过了炮火的轰鸣。一个年轻的明军士兵,刚刚随着队伍前进不到十步,就被一枚呼啸而过的实心弹带走了半边身子,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出惨叫,眼中的光芒便已熄灭,鲜血内脏泼洒在身旁同伴惊恐的脸上。
更可怕的是,一些清军炮弹爆裂开来,并非只有火光与破片,有时还会弥漫开黄绿色或红棕色的诡异烟雾,在晨风中缓缓扩散,如同地狱伸出的触手。
“毒气,鞑子放毒了,快戴面具!”前线军官声嘶力竭地呐喊,声音因恐惧和愤怒而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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