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避他锋芒？龙纛前压，天子亲征 第431章 士林之喜

崇祯六年二月，崇祯皇帝正式下旨，于今岁四月，于京师南京，重开“殿试”！

消息一出，天下士林，喜大普奔！

无数苦等了多年的举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当街痛哭，相拥而泣。

一些上了年纪、早已心灰意冷的老举人，在得知自己终于有机会，踏入那座象征着最高荣耀的殿堂，面见天子时，更是激动得“两眼汪汪”，不能自已。

他们收拾行囊，变卖家产，带着全家人的希望，从四面八方，向着京师南京，汇集而来。

一时间，整个大宋，凡是有驿站的官道之上，尽是背着书箱，风尘仆仆的赶考士子。

而具体的殿试时间，中书省与礼部，也经过了一番细致的探讨。

按照北宋的惯例，殿试通常在农历三月举行。

但如今，大宋定都南京，疆域辽阔。

那些从四川、两广等偏远地区，跋山涉水而来的考生，抵达京师，往往需要数月之久。

为了避免他们延误考期，朝廷最终决定“展日以待”。

将殿试的日期最终定在了四月上旬。

这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决定，再次赢得了天下士子的一片赞誉。

负责此次殿试全部工作的礼部，立刻忙碌了起来。

然而，就在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时，一个关于“考试内容”的争议，却在朝堂之上，再次引发了波澜。

礼部侍郎王唐公上书建言，请求在本次殿试的“策论”之外，恢复“诗赋”考试。

这个提议立刻在朝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自北宋熙宁变法，王安石主持科举改革之后，便以“经世致用”为核心，废除了华而不实的“诗赋”，改以考察“经义”（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发）为主。

这一传统，已延续数十年。

如今，王唐公突然提出要恢复“诗赋”，立刻遭到了许多“经学派”官员的激烈反对。

他们认为，此举是“开历史倒车”，是让科举，重新回到“以文采取人”的老路上去，不利于选拔真正能治理国家的实干之才。

而以王唐公为首的另一派官员，则认为，诗词歌赋，乃我华夏文明之精粹，一个优秀的官员，不仅要有经世济民之才，更应有悲天悯人、感怀时事的文学素养。

只知经义，不懂诗赋，选出来的，不过是些没有感情的“书呆子”罢了。

两派人在朝堂上引经据典，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裁决权再次落到了崇祯皇帝的手中。

御书房内。

崇祯皇帝看着两派的奏疏，不由得笑了。

他并非不知道，这场“考试内容”之争的背后，其实，也是朝堂之上，“变法派”与“守旧派”两种思想的交锋。

但他，却有自己的看法。

宋朝，这个后世被许多人诟病“积弱”的朝代，却也是华夏文明，在文化艺术上，登峰造极的时代。

这里没有明清那般，禁锢思想的“八股取士”。

这里的读书人，喜欢吟诗作赋，喜欢辩论，喜欢张扬个性。

这里的文化氛围，开放、包容，充满了创造力。

崇祯皇帝也很喜欢这种氛围。

他需要能吏，需要干才。

但他不希望，自己的朝堂，变成一个只有冰冷的数据和条文，却没有半分人文情怀的地方。

“准！”

崇祯提笔，在王唐公那份请求恢复“诗赋”的奏疏上，同样，批下了一个“准”字。

他要的，是平衡。

“策论”，考察“经世致用”之才，这是根本，不能动。

“诗赋”，考察“文学素养”之功，作为加分项，亦无不可。

这一调整，既延续了王安石变法的经学传统，又回应了士大夫阶层，对于诗赋文学复兴的呼吁。

更重要的是，他向天下，释放了一个更明确的信号。

皇帝所要开创的，不仅仅是一个武功赫赫、开疆拓土的强盛帝国。

更是一个文华璀璨、百花齐放的……理想之国。

......

崇祯六年，二月。

春风，终于吹散了江南最后一丝冬日的寒意。

随着中书省的一纸令下，中断了整整九年的殿试，终于要在今岁重启！

消息传出，天下士林，为之震动。

无数的读书人，从川蜀的崇山峻岭，从两广的烟瘴之地，从荆湖的鱼米之乡，跋山涉水，汇集而来。

他们都是在过去数年间，通过了各地“解试”，获得了“举人”身份的佼佼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已经通过了在各行省举办的临时“省试”，只因没有“殿试”这最后一道“龙门”，而被挡在了仕途之外，苦等多年。

如今，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盛事，不仅仅是士子们的狂欢，其背后，更标志着大宋这个王朝，在经历了靖康之耻、南渡偏安、以及崇祯朝的铁血中兴之后，其统治秩序，终于从根本上得到了恢复与完善。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兴于唐，但真正得到完善，并彻底改变华夏社会阶级流动的，却是在宋朝。

宋朝之前，科举考试中，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直接标注于试卷之上，考官阅卷时对考生身份一目了然。

这种设计虽便于核实考生资格，却也为权贵干预提供了便利。

如唐朝杨国忠之子杨暄参加科举时，主考官达奚珣因畏惧其权势，将其列为第一等，即便其文章漏洞百出。

更有甚者，考官在放榜前需将录取名单呈送宰相审阅，权贵可直接修改名单。

这种 “呈榜”使得科举考试被录取的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子弟，寒门子弟很少能入围。

正是从宋朝开始，一系列关键性的改革，才真正打破了自魏晋以来，延续了近千年的门阀世家，对官场与知识的垄断，让无数“寒门子弟”，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

其中最具革新的便是糊名之法，将考生的姓名、籍贯全部封存，让考官无法因私人关系而徇私。

誊录之法，由专人将考生的试卷，用朱笔重新抄录一遍，再交予考官批阅，彻底杜绝了因辨认笔迹而舞弊的可能。

取士名额的大幅增加，更是让无数此前根本没有机会的底层士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而最重要的，便是殿试的最终确立。

自宋太祖之后，由皇帝亲自主持最后一关，亲自决定名次，这才从根本上，将选拔天下英才的最终权力，从世家大族与权臣的手中，夺了回来，牢牢地掌握在皇权之下。

正是这些，看似只是程序性的改革，却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刻刀，一点一点地，凿开了那堵横亘在中国社会数百年之久、密不透风的阶级壁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