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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州方面,形势急转直下。王振震怒之下,亲自监督对爆炸事件的调查。他带来的随行人员中不乏精通刑名和算学的高手,很快在账目上发现了几处与“隆昌号”交易相关的疑点,资金流向模糊。同时,隔离审讯中,一些工匠在压力下,果然提到了对蒲同寿那种“怪油”气味的猜测,虽无实据,却与王振心中对墨渊失败案的疑影重合。
赵督军和蒲同寿拼命辩解,指责司徒弘栽赃陷害,甚至暗示司徒弘可能与外部势力有染。但爆炸的铁证如山,账目疑点重重,流言蜚语不断,使得他们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王振陷入了极大的困扰。他意识到,湖州工坊的水,比他想象的深得多。司徒弘虽有才干,但缺乏根基,且其“保守”路线难以满足紧迫需求;赵督军和蒲同寿看似能带来“突破”,却隐患巨大,且可能牵扯更深层的**或阴谋。
就在他举棋不定之际,心腹再次来报,带来了两则“意外”获知的消息:一是黑石城水师近日在北部海域演练,新炮射程似乎又有精进;二是南洋方面有商旅传言,西班牙人对与靖难军合作兴趣寥寥,似乎更在意与沿海“其他势力”维持商路畅通。
这两则消息,像两记重锤,敲在王振心上。外部的压力前所未有的巨大,而内部的工坊却深陷泥潭,争斗不休。他必须在混乱中,为靖难军找出一条生路。
深夜,王振独自在馆驿中,对着摇曳的烛光,写下了给首领的密奏初稿。他知道,自己的决定,将直接影响未来对抗黑石城的天平。而他也隐约感觉到,在这场纷繁复杂的迷局中,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巧妙地拨动着棋子,将局势引向某个特定的方向。那只手,来自北方。
王振的密奏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回了靖难军首领的案头。奏章中,他详细禀报了湖州工坊的复杂情况:司徒弘的严谨与迟缓,蒲同寿新法的隐患与炸膛事故,赵督军可能涉及的账目问题,以及内部倾轧的严重性。他并未明确指责任何一方,而是将事实和疑点一一罗列,最后沉重地指出,在当前外有强敌(黑石城)、急需可靠军械的背景下,工坊内部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已构成巨大威胁,必须进行彻底整顿。
奏章中,他还提到了“偶然”听闻的关于黑石城军力增长和南洋动向的消息,字里行间透露出深深的忧虑。
数日后,首领的批复传来,内容简短而严厉:着王振全权处置湖州工坊一应事宜,首要目标是迅速恢复稳定生产,产出可靠武器,必要时可采取非常手段,涉及人员,无论职位高低,皆可先拿后奏!
这道命令,等于给了王振一把尚方宝剑。
消息传开,湖州工坊内外震动。赵督军闻讯色变,急忙四处活动,试图挽回局面,但王振手握令箭,态度强硬,迅速控制住了局面。
王振雷厉风行,首先以“监管不力、用人不明”为由,剥夺了赵督军对工坊的直接管理权,令其回府待参。接着,以“工艺不精、酿成重大事故”的罪名,将蒲同寿及其主要助手下狱候审。对于司徒弘,王振在单独召见时,肯定其责任心和技术功底,但也严厉指出其效率不足、缺乏魄力的问题,责令其必须在短期内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整顿工坊,提升产能和品质,若再无起色,一并问责。
面对王振的高压,司徒弘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他趁机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清除赵督军安插的亲信,提拔有真才实学的工匠;严格物料采购渠道审核,彻底清查“隆昌号”等可疑供应商;暂停一切未经长期验证的“新法”,回归扎实可靠的基础工艺,优先保障现有型号的稳定批量生产;同时,设立独立的质检部门,对每一件出厂武器进行严格检验。
王振权衡利弊,最终采纳了司徒弘的大部分建议。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稳定和可靠比追求不可靠的“突破”更为重要。
一场风波过后,湖州工坊暂时恢复了秩序,但气氛依旧压抑。司徒弘虽然掌握了实权,但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他深知,王振和首领的耐心是有限的,他必须尽快做出成绩。而关于“隆昌号”和那只幕后黑手的调查,他只能暂时搁置,转入更秘密的渠道进行。
黑石城,凌风很快收到了湖州尘埃落定的详细报告。
“赵督军失势,蒲同寿下狱,司徒弘掌权,回归稳健路线……”凌风看着密报,轻轻敲着桌面,“这个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王振是个明白人,知道关键时刻该求稳。”
老拐笑道:“如此一来,靖难军的军工发展,至少要被拖慢一年半载。而且经过这番清洗,司徒弘必然更加警惕,那个幕后黑手再想轻易渗透,就难多了。”
“不错。”凌风点头,“但这只是阶段性胜利。司徒弘是个能做事的人,给他时间和资源,未必不能真做出些东西。我们的优势,必须继续保持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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