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 第734章 月光下的方言诗学

月光下的方言诗学

——论树科《月光歌》的声音考古与地方精神

文\/诗学观察者

月光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始终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从《诗经·陈风·月出》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到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光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树科的《月光歌》以粤语方言入诗，表面上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实则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地方性诗学实践。这首诗通过声音的考古、形式的创新与精神的返乡，构建了一种既植根于岭南文化土壤，又具有普遍人文关怀的诗歌美学。

《月光歌》的开篇便展现出强烈的时间纵深与历史意识：“古有丝竹叹团圆\/今冇穷景唱粤曲”。这两句诗形成了多重对照：“古”与“今”的时间对照，“丝竹”与“粤曲”的媒介对照，“叹”与“唱”的情感对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冇”字的使用，这个典型的粤语词汇不仅标示了诗歌的语言身份，更暗示了当代文化语境中某种缺失的状态。“冇穷景”既可能指自然景观的消逝，也可能暗喻传统审美情境的匮乏。正是在这种缺失的背景下，“唱粤曲”成为了一种文化抵抗的行为，一种在断裂中寻求延续的诗学努力。

诗歌的核心部分以童谣《月光光》为原型，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月光光\/照八方\/江湖海\/天地畅……”这四句诗在音韵上保留了童谣的简洁明快，在意境上却进行了大幅度拓展。传统粤语童谣《月光光》通常描述具体的生活场景，如“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而树科的版本则通过“照八方”“江湖海”“天地畅”等意象，将诗歌的视野从地域性提升至宇宙性。这种转化不是对地方性的消解，而是通过地方性抵达普遍性的诗学策略。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地方性（ortschaft）是世界的本质空间。”诗人通过最地道的粤语表达，反而触及了人类共通的月光体验。

诗歌中段的语气词“阿哈啊”堪称神来之笔。这个看似简单的感叹词实际上承担着多重功能：在声音层面，它打破了前文的规整节奏，引入了即兴的、狂欢化的元素；在情感层面，它传递出面对月光时的惊喜与陶醉；在文化层面，它呼应了粤曲中的“呀”、“啊”等衬词，强化了诗歌与地方戏曲的血脉联系。更重要的是，“阿哈啊”作为一个无实义的音节，揭示了诗歌最原始的本质——在语言无法充分表达的时刻，声音本身成为了情感的载体。这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凡不可言说者，应保持沉默。”但诗人选择了以超越语义的方式言说，这正是诗歌对抗语言局限的永恒努力。

随后的五个动词短语构成了全诗最富张力的部分：“睇月光\/听月光\/谂月光\/舞月光”。这组短语完成了对月光体验的全方位探索：“睇”（看）是视觉的，“听”是听觉的，“谂”（想）是思维的，“舞”是身体的。这种感官的统合打破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视觉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具身化的认知方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听月光”这一通感表达，它不仅是修辞技巧，更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感知革命——当视觉文化日益主导现代生活时，诗人提醒我们月光是可以聆听的，这种聆听是对世界更为本真的接近。

“舞月光”则进一步将静态的观赏转化为动态的参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舞蹈常与祭祀、庆典相关，具有神圣的仪式意义。“舞月光”因而不仅是一种审美行为，更是一种近乎宗教的虔敬表达。当身体随着月光舞动，个体与宇宙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非中介的联结。这种体验让人想起尼采对酒神精神的推崇：“在舞蹈和音乐中，人作为更高共同体的成员经验到自己：他已经忘记了如何行走和说话，正准备在舞蹈中飞向天空。”

诗歌以“月光万岁喜洋洋”作结，这句看似直白的欢呼实则蕴含着深刻的诗学思考。“万岁”一词通常用于政治语境，诗人将其挪用至月光这一自然意象，完成了解构与重构的双重运动：一方面，它消解了政治话语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它赋予了月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喜洋洋”既保留了汉语成语的传统文化内涵，又在粤语语境中获得了更为鲜活的口语色彩。整句诗在庄重与诙谐之间取得了精妙的平衡，既不失对月光的敬畏，又洋溢着民间特有的质朴欢乐。

从诗体形式来看，《月光歌》创造性地融合了多种文类特征：它有童谣的韵律节奏，有古典诗的意境营造，有现代诗的语言实验，还有粤曲的表演元素。这种文类的混杂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对单一诗学范式的超越。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小说化的本质在于“利用所有其他文类，将不同文类引入某种对话关系”。树科的实践证明了诗歌同样可以具有这种“文类对话”的能力，而方言正是实现这种对话的理想媒介。

就语言策略而言，《月光歌》的粤语表达不是地方色彩的简单点缀，而是诗歌意义生成的核心机制。以“睇”为例，这个粤语词汇不仅意味着“看”，更包含着细心观察、关怀注视的深层意涵，它与普通话中的“看”形成了微妙的语义差异。类似的，“谂”也比“想”更强调深思、惦念的情感维度。通过这些方言词汇的使用，诗人实际上在标准汉语之外开辟了一条通往本真体验的路径。这种语言选择呼应了全球范围内的地方性写作浪潮，如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苏格兰语诗歌、西西里诗人伊尼亚齐奥·布蒂塔的西西里方言写作等，都是在全球化语境中通过坚守地方性来获得普遍意义的典范。

在文化传承的维度上，《月光歌》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诗歌明显借鉴了粤语童谣《月光光》的母题，但赋予了其当代的审美内涵和精神品质。这种转化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如艾略特所说的“与传统的不断对话”。在文化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树科的实践证明了地方传统文化仍然是创新不可或缺的资源。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方言是时间的容器，保存着未被标准化的感知方式。”

将《月光歌》置于树科的创作谱系中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粤语诗学的一贯探索。从早期的《岭南歌》到最近的《诗国行》，树科始终致力于在普通话主导的诗歌场域中为粤语诗歌开辟空间。这种努力不是出于地方主义的情感，而是基于对语言多样性与文化生态平衡的深刻理解。正如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至关重要，语言多样性对人类文化生态同样不可或缺。树科的粤语诗歌因此具有了超越地域的文化保护意义。

从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来看，《月光歌》延续了中国诗歌中的月光主题，同时又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如果说古代诗歌中的月光多与思乡、怀人、感叹时光流逝相关，树科的月光则更多地与地方认同、文化传承、感知解放等现代议题相连。这种主题的演变折射出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轨迹，也展示了地方性诗歌在回应时代问题时的独特潜力。

在哲学层面上，《月光歌》通过月光这一意象探讨了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地方与宇宙的辩证关系。诗人既意识到“今冇穷景”的局限，又通过月光体验抵达了“天地畅”的超越境界。这种辩证思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即有限而无限”的智慧，也与海德格尔“此在”（dasein）的哲学思想形成对话——人正是通过最具体、最地方化的存在，才能领会存在的普遍意义。

综上所述，树科的《月光歌》以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文化自觉，为我们展示了方言诗歌的独特魅力与发展前景。这首诗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语言实验，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返乡。在标准语日益统治文学表达的今天，树科的实践提醒我们：真正的地方性不是封闭的保守主义，而是通向普遍性的必由之路；真正的传统不是静止的遗产，而是需要不断重新发明的活的精神。当我们在月光下用最亲切的方言吟唱，我们不仅是在保存一种语言，更是在守护人类感知世界的多样可能。

月光如水，流淌千年；方言如根，深植大地。树科的《月光歌》让我们看到，当月光与方言在诗歌中相遇，便绽放出照亮文化记忆与未来想象的奇异光芒。这光芒既属于岭南，也属于所有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求身份认同与文化根脉的现代人。正如诗歌所启示的，在月光万岁的声音里，我们或许能找到那个喜洋洋的精神家园——既在江湖海天地畅的广阔中，也在每一个说母语者心灵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