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 第100章 方言的韵律与母语的脐带

《方言的韵律与母语的脐带》

——粤语诗《我嘅诗，我嘅歌》的文化诗学解析

文\/元诗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星空中，方言诗歌犹如散落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挑战着普通话的霸权地位。树科的粤语诗《我嘅诗，我嘅歌》正是这样一颗璀璨的方言星辰，它以质朴的语言、循环的韵律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构建了一座连接个体情感与集体记忆的桥梁。这首诗不仅是对母亲的真挚献礼，更是对方言作为诗歌载体的合法性辩护，是对\"诗国\"文化多元性的深情呼唤。本文将从方言诗学的文化政治、声音诗学的建构、母性书写的文化隐喻以及诗歌与歌谣的互文共生四个维度，解析这首短诗所蕴含的丰富诗学意义。

方言的选择从来不是中立的艺术决策，而是充满文化政治意味的立场表达。粤语作为汉语的重要方言，在全球化语境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标识。《我嘅诗，我嘅歌》以粤语特有的词汇(\"畀\"、\"噈\"、\"嘟\")和语法结构，构筑了一个抵抗普通话同质化的诗意空间。法国思想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千高原》中提出的\"少数文学\"概念，恰可解释这种方言写作的政治维度——它通过主流语言内部的变异，创造逃逸线，瓦解中心话语的霸权。诗中\"诗国\"的想象，不是单一文化的帝国，而是容纳多元声音的共和体，正如俄罗斯文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言的\"众声喧哗\"的理想言语共同体。

这首诗在声音层面的建构尤为精妙，形成了完整的声音诗学体系。开篇\"学写诗，心有歌\/心有诗，学唱歌……\"采用回环往复的修辞，模仿了民间歌谣的重复结构，暗合中国古代《诗经》的复沓传统。这种声韵的循环不仅产生音乐性，更在认知层面形成记忆的锚点。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论歌德》中强调，真正的诗歌语言应当保留\"口腔的快乐\"，而粤语特有的九声系统为这种口腔快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诗中\"笑呵呵\"、\"随风走\"、\"嘟点头\"等词组，通过声调的变化模拟了情感的起伏，实现了声音与意义的有机统一。特别是\"吟吟\"一词的双声叠韵，既描摹了吟诵的动作，又以声音象征诗歌如涟漪般扩散的传播过程。

母亲形象在这首诗中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受体，升华为文化传承的隐喻载体。\"歌畀阿妈听\/佢噈笑呵呵……\"的朴素描写，暗含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母语\"概念——通过母亲的耳朵检验的语言才具有文化的真实性。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在此可被重构：母亲的笑容成为诗人文化认同的镜像，确认了方言写作的价值。将\"诗歌畀阿妈\"与\"诗歌吟吟畀诗国\"并置，巧妙地将血缘母亲与文化祖国联系起来，暗示方言是连接个体与共同体的精神脐带。这种书写策略令人联想到艾青《大堰河》中的乳母形象，但树科的创新在于将私人情感直接升华为公共文化诉求。

诗歌与歌谣的辩证关系构成这首诗的深层结构张力。标题《我嘅诗，我嘅歌》即宣告了诗与歌的不可分割性，呼应了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传统。汉代《毛诗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在此获得现代诠释。诗中\"歌\"与\"诗\"的交替出现，构建了文本的复调结构：当\"歌唱随风走\"时，是声音的空间传播；当\"诗歌吟吟畀诗国\"时，是文本的时间延续。英国诗人奥登(w.h. Auden)关于\"诗歌作为记忆术\"的论述在此显现——诗歌通过音乐性抵抗时间的侵蚀，而方言则增强了这种抵抗的力度，因为母语的音韵更深地镌刻在身体记忆中。

从更广阔的诗学传统看，《我嘅诗，我嘅歌》体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民间转向。这种转向既是对古典诗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如对乐府民歌的借鉴)，也是对现代主义诗歌过度智识化的反拨。诗人没有选择晦涩的隐喻和复杂的象征，而是回归到\"歌谣\"这一最原始的诗歌形态，正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悲剧的诞生》中推崇的酒神精神——通过音乐和诗歌的迷狂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通过方言的介质，将这种本真状态锚定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避免了民粹主义的空洞姿态。

在技术层面，这首诗的简约形式蕴含着精妙的结构设计。全诗由四个双行节和一个三行节组成，形成起承转合的古典结构：首节提出诗与歌的辩证主题；第二节引入母亲这一情感受体；第三节将歌声扩展至自然空间(\"大地山水\")；末节完成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升华。这种结构运动模仿了传统山水画中的\"三远法\"——从近景的母子互动，到中景的自然呼应，最后推向远景的文化想象。诗人刻意控制意象密度，仅保留最具文化承载力的核心意象(母亲、风、山水)，达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当代文化语境赋予这首方言诗特殊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加速和文化同质化加剧的时代，方言诗歌成为地方性知识抵抗普遍性叙事的文化实践。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倡导的\"地方性知识\"理论，在此获得诗学印证——粤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粤文化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树科通过诗歌将这种地方性知识提升为普遍可感的审美体验，实现了\"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的艺术理想。诗中\"诗国\"的想象，不是封闭的文化堡垒，而是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所言的\"诗意栖居\"的多元空间。

《我嘅诗，我嘅歌》的深层力量在于它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源初动力——对文化认同的渴望和对母语传承的责任。当诗人将方言诗歌献给母亲和诗国时，他实际上在进行双重认证：既是作为儿子的文化合格性认证，也是作为诗人的艺术合法性认证。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当代艺术的危机在于\"诗与歌的分离\"，而树科的实践恰恰修复了这种断裂，他证明真正的诗歌永远在诗与歌的辩证运动中保持活力。

这首短诗的艺术成就启示我们：方言不是诗歌的局限，而是其生命力的源泉；母亲不仅是血缘的给予者，更是文化基因的传递者；诗国不是单一的美学帝国，而是容纳各种\"母语\"的共和联盟。在普通话主导的文学场域中，树科的粤语诗歌如同清亮的童谣，提醒我们诗歌的本质始终是\"我嘅诗，我嘅歌\"——用生命最熟悉的韵律诉说最深沉的情感。这或许就是当代诗歌走出困境的启示：回归母语的怀抱，在歌与诗的永恒轮回中，寻找对抗文化失忆的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