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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的名声和真实的所作所为，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就完全是两个人。
尤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站在歷史的下游看他的时候。
这种割裂感尤其强烈。
宣德五年的时候，也就是朱祁镇的爹——朱瞻基时期，于谦在三杨的举荐下，去了河南、山西担任巡抚，身上还兼著兵部侍郎的职位。
这一当，就是十九年。
他当巡抚的一个职责，就是督查粮仓、粮税等。
很巧合的是，土木堡之变时的关键人物——杨洪，此时就在宣府。
离谱的是，正史，如《明史》、《明实录》等，未曾记载两个人有过交际，反而是杨洪驻地的地方志有记载说两人商谈过事情。
两人的辖区是有重合区域的，职责是必然有交集的。
在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两人怎么可能没有见面商谈过公事？
没有交集就奇了怪了！
因为这意味著于谦在任职期间的十九年间，他都是失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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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辜负了三杨和朱瞻基的信任，尸位素餐。
土木堡之变后的景泰年间，尤其是前几年，于谦可以说是权倾朝野！
军务、政务，他都能插手其中，並且能发挥主导作用。
连內阁里都有他一手推上去的人！
尤其是军事上，十团营是他一手弄出来的，杨洪第一个加入。
而景泰朝比得上朱祁镇治下的正统和天顺两朝吗？
不说別的功绩，单以粮价和逃兵数量看。
粮价和逃兵，和于谦的关係很大。
数学是不会骗人的。
景泰年间的粮价，是正统年间的两倍。
土木堡之变前，逃兵六十六万。
朱祁镇掌权后的天顺年间，再查逃兵数量，这个数字突破了百万。
也就是说，景泰年间，经过于谦这个兵部尚书不断的改革后，大明武备更差了。
于谦歷任兵部侍郎，在景泰元年，就成了兵部尚书，他掌控著全**事政务、后勤等。
逃兵问题，他是第一责任人。
土木堡之变时，于谦在京城充当兵部左侍郎，而当时的兵部尚书鄺埜（kuàng yě），则跟隨朱祁镇巡边去了。
土木堡距离京城仅200里，留守在京城，负责大军后勤的于谦，让朱祁镇的大军断粮了。
要知道，在正统朝之前，大明各地、各层级的粮仓的储备粮，可以用“国有三年粮”来描述，足够让大明吃三年的。
朱先安记得，在他看过的《明史》、《明实录》等相关史书记载中，土木堡之变前，各地各层级粮仓里的粮食，是绝对足够的。
正统十年开始，朱祁镇开始派人清查各地粮仓，火龙烧仓，查帐的人一**的死，查到哪里，烧到哪里。
勛贵、军队武官、镇守太监、地方官员士绅，监守自盗，把粮仓当自家的使唤。
但在宣德帝朱瞻基在位时，他们做的还相对隱蔽些。
正统元年到正统十年，尤其是土木堡之后，他们就完全放飞自我了。
这种粮政败坏的局面，和于谦有关係吗？
有，而且很有关係！
因为在宣德五年，于谦去河南、山西当巡抚的头一年，他就上疏请求朱瞻基，將开放粮仓的权力，下发到当地官府手里。
朱瞻基不蠢，没允许。
但是，朱瞻基死太早了。
朱祁镇八岁当了皇帝，是为正统朝。
正统六年时，年仅十四岁的他正式接管朝堂政务。
而在这之前的正统五年，于谦再次上疏请求皇帝，將开放粮仓的权力，下发到地方政府。
很令人“惊喜”的是，当时的內阁三杨，在收到这份奏疏的第一天，就直接同意了。
在正规单位工作过的人，都能察觉到这个速度的不正常吧？
三杨再看重于谦，面对这种影响力巨大的国策，也该好好討论討论才是。
哪儿有一天就批准统一的？
趁著朱祁镇还未正式掌权时，將粮仓的权柄，从皇帝手中夺走了。
自此之后，福建当地的官员、武勛，第二个上奏，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
粮政彻底败坏，大明朝开始缺粮了。
当然，这个天大的责任于谦一个人背不起，因为这是官绅、武勛和地方士绅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是官僚主义的必然选择——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但是，于谦仍旧难辞其咎。
因为他是开第一枪、第二枪、乃至於第三第四枪的那个人！
于谦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財，两袖清风。
那自然是对的。
因为他家根本不缺钱用。
至於被抄家时，为何没钱？
那就要问于谦自己，或者是那些可能转移资產的同僚亲族了。
于谦早些年受內阁三杨看重，去往江西平叛。
手里是带著兵的！
在河南、山西巡抚长达十九年，身上还兼著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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