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的散热风扇在密闭空间内发出低沉轰鸣,热感应图像上南区建筑内部温度持续攀升。陆轩盯着大屏,指尖在桌沿敲击的节奏未变,声音如铁:“通知张涛,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我要知道——我们能不能,比他们更合规。”
指令下达三分钟后,张涛推门而入,手中文件夹夹着刚打印出的电网负载曲线图。他将图纸摊开在战术桌上,目光扫过陆轩:“南区用电模式已确认,凌晨两点至五点为峰值,符合境外数据交易时段特征。他们不是在建仓库,是在跑跨境算力。”
陆轩点头,将林娜送来的《东南亚数字产业政策白皮书》递过去:“查这条——‘外资企业若能提供本地化数据托管方案,可申请绿色通道’。这是突破口。”
张涛迅速翻阅,眉头渐锁:“政策存在,但执行细则模糊。越南要求数据物理留存境内,马来西亚强调服务器所有权归属本地实体,印尼则卡在备案流程的人为拖延。三国标准不一,无法统一应对。”
“那就分而破之。”陆轩起身,走到白板前写下“本地托管”四字,“从今天起,成立政策解析组,你牵头,整合所有合作方反馈、政府公告、审批记录。我要一份可操作的合规路径图。”
张涛领命而去。陆轩转身下令:“马亮,调技术组一半人力支援政策组。林娜,把过去五年三国发布的相关法规全部归档,按修订时间排序,标注变动节点。我要看到每一条规则背后的变化逻辑。”
三小时后,战略室灯光调至最低,投影幕布上滚动着三国政策对比表。张涛召集赵宇、孙明等具备法律背景的成员召开跨专业会议。赵宇指着越南最新修订的《数据安全法》补充条款:“这里提到‘通过第三方审计认证的数据中心,可优先获得运营许可’——说明监管层更信任独立验证机制。”
孙明接过话:“这意味着,只要我们能搭建符合国际标准的本地节点,并引入权威审计机构背书,就有机会绕开政治门槛。”
张涛在白板上画出三层结构:底层是物理服务器部署,中层是合规认证体系,顶层是政府沟通渠道。他沉声道:“刘猛走的是暗线,用名义托管规避审查。我们要走明路,但必须比他更快、更准、更彻底。”
与此同时,林娜在文秘室逐页核对旧档。她翻到一份印尼2009年失效条例的附录,目光停在一条被红笔划去的补充条款上:“合资企业可豁免数据本地化要求。”她立即拍照上传至共享文档,并标注:“历史条款再现,或为政策回溯依据。”
马亮同步接入多国政府公报系统,编写爬虫程序实时抓取关键词更新。凌晨一点十七分,系统首次触发警报:菲律宾发布《跨境数据临时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试点企业可申请数据沙盒”,允许在受控环境中测试跨境传输方案。
消息传至陆轩耳中时,他正站在指挥台前审阅吴峰传来的合作方名单。他抬手示意马亮将菲律宾新规投影至主屏,随后拨通张涛通讯:“把‘试点申请’纳入备选路径。另外,菲律宾虽非主战场,但其政策灵活性或可成为突破口。”
次日上午九时,政策解析组提交第一份三国对比报告。张涛站在会议室前方,指着投影中的关键词映射表:“越南重‘存’,马来西亚重‘权’,印尼重‘批’。共同点在于——都要求数据实体落地。”
陆轩问:“如果我们以合资形式,在当地注册独立运营公司,由本地法人持股 majority,我们保留技术控制权,是否可行?”
李刚当场反对:“让外人持股?万一反咬一口,把我们的技术拿去自立门户怎么办?”
“控制权不在股份多少,而在核心架构。”陆轩平静回应,“我们可以采用‘技术控股 品牌授权’模式,服务器部署、系统更新、安全协议全部由总部远程管理,本地公司仅负责场地维护与政府对接。”
张涛补充:“这种模式已在新加坡有过先例。外资科技企业通过与本地财团合资,成功获取数据中心牌照。关键是——必须找到背景干净、有政商资源的合作伙伴。”
陆轩翻开吴峰提供的名单,在三家候选企业中圈出“南洋数科”:“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曾任职某国信息部顾问,熟悉审批流程。联系吴峰,安排初步接洽。”
会议结束,全员转入执行阶段。马亮带领技术组搭建动态政策档案库,设置三级分类:强制性法规、指导性文件、执行惯例。每一项政策变动均标注来源、生效时间、潜在影响等级。林娜负责版本比对,发现马来西亚某项技术标准在三个月内悄然提高了37%,成为近期审批拒件率上升的主因。
张涛则聚焦“技术评估委员会”这一模糊环节。他在审批流程图中标记出一个空白区域——该委员会拥有最终裁量权,但成员名单从未公开。他召集情报组骨干:“想办法摸清这个委员会的构成。谁提名?谁投票?有没有可沟通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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