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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我左手还搭在收音机外壳上，右手的螺丝刀刚拧下第三颗固定钉，老头就捧著机器乐呵呵地走了。我站起身，肩膀像被铁锤砸过一样，一动就抽著疼。没顾上揉，直接回屋把工具包甩上肩，转身往厂里赶。
调度员老赵在车间门口直跺脚，看见我来了，一把拽住我胳膊：“林风！三號轧机又趴了！这都第三回了，再停下去，今天这批钢坯就得报废！”
我挣了挣，他手劲大，没松。我盯著他发红的眼珠子，说：“让我先看看。”
三號轧机是五十年代引进的苏联老傢伙，铁壳子厚得能挡子弹，可这几年毛病越来越多。我走近时，几个技术员正围著主传动箱直摇头。老技师周师傅蹲在旁边，手里捏著把黄油枪，脸色黑得像炉灰。
“苏联机器，设计上不可能有问题。”他头也不抬，“肯定是你们操作不当，齿轮咬死了就硬拖，能不卡？”
我没接话，从工具包里抽出游標卡尺，直接拆了防护罩。齿轮组露出来，表面磨损不算严重，但嚙合处有细微错位。我卡了两下，读数跳了三回，最终定在0.15毫米——超了標准值。
“间隙大了。”我说。
周师傅抬头瞪我：“多大？”
“0.15。”
他冷笑：“小数点后两位你也敢拿尺子量？那是设计公差！”
我掏出隨身带的草稿纸，翻到一页写满参数的背面，指著一行字：“模数2.5，压力角20°，这是这台机子的原始设计值。按这个算，嚙合极限间隙是0.08，现在超了近一倍。”
周师傅愣了下，伸手要抢纸。我没鬆手，纸角被他扯出一道斜口。
“你哪来的数据？”他声音压低了。
“借的。”我说，“外文资料，翻译了一半。”
他盯著我看了五秒，终於哼了声：“拆开看看可以，修不好，你担责任。”
“行。”我说，“拆。”
我们把主齿轮组卸下来，架在工作檯上。问题比预想的复杂——不是单个齿轮磨损，而是整组加工时基准偏移，导致嚙合不均。换？厂里没备件。买？进口周期三个月。
我盯著齿轮看了一刻钟，转身回工具包里摸出一把扁銼。
“你干啥？”周师傅问。
“修。”我说，“手工。”
他差点跳起来：“你拿銼刀修精密齿轮？你知道这玩意儿公差多小？差一丝，整套报废！”
我没理他，把齿轮夹进虎钳，用自製的角度规固定位置。第一銼下去，手抖了一下，赶紧停住。重新定位，五秒一銼，每三下测一次千分表。
车间里渐渐安静下来。有人站久了，换了腿；有人掏出烟想点，被旁边人拦住。我顾不上这些，只盯著錶针微小的跳动。太阳从东窗爬到南墙，午饭时间过了，没人提吃饭。
快到下午四点，秦淮茹提了个铁皮壶进来，壶嘴冒著热气。她没说话，把壶放在工具台边，拧开盖子，一股浓茶味散出来。
“喝一口？”她问。
我摇头：“手不能停。”
她看了眼我右手，指节发白，虎口处已经磨出水泡。她没再问，把壶盖好，轻轻放在角落，走了。
第二天一早，我准时到岗。水泡破了，掌心黏著纱布。周师傅站在旁边，手里拿著新千分表：“今天还能干？”
我点头，继续銼。
中午，茶壶又来了。这次壶底压了张纸条：“纱布湿了容易粘肉，用蜂蜡涂一层。”字跡工整，是秦淮茹的笔。
我没动纸条，但收工时，从兜里摸出一小块蜂蜡，抹在纱布內侧。
第三天傍晚，最后一道修整完成。我鬆开虎钳，把齿轮组重新装回传动箱。周师傅亲自拧紧螺栓，手有点抖。
“试车。”我说。
电源合闸，电机嗡鸣。主轴缓缓转动，齿轮咬合，一开始有轻微顿挫，几秒后，节奏变得均匀。再十秒，声音平滑得像水流过铁槽。
周师傅没动，耳朵贴在机壳上听了半分钟，猛地直起身：“稳了！真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