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恒良徐知若兄妹的辞呈很快便通过了。他们收到的回复也很简单:感谢你们这几世对国家的付出和牺牲,随时欢迎你们兄妹的回归。天衍局的负责人也在兄妹二人的建议下,移交给了苏阳。
告别了同僚,兄妹二人换上普通的便服,背上行囊,踏上了前往加沙拉法口岸的旅程。他们是通过联合国的渠道前往的加沙,这渠道自然也是国家相关人员安排联系的。
他们先抵达了埃及开罗,再转乘长途巴士,穿越西奈半岛的荒漠。车窗外,灼热的沙尘卷起黄色的漩涡,遮天蔽日,仿佛已经预示着前方那片土地的绝望。几经颠簸,兄妹二人终于是看到了地平线上那条连接希望与绝望的生命线——拉法口岸。
一路上,兄妹二人用设备查看着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渲染着中东局势的紧张,以及加沙地带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
根据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报告,拉法口岸在2024年冲突升级后,已成为加沙地带唯一的援助通道,却饱受以色列军队的严格控制。口岸每日仅允许有限的卡车通过,而加沙内部的饥荒警报已拉响:北部地区已陷入全面饥荒,儿童营养不良率高达9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缺乏燃料导致医院发电机停摆,手术台上婴儿在黑暗中哭喊;
缺乏药品致使伤员在感染中腐烂。援助卡车队往往需等待数周,甚至数月,检查人员以“安全担忧”为由,拒绝燃料、水净化设备、医疗用品,甚至婴儿奶粉和卫生巾。2024年5月,以色列军队占领口岸后,援助流量骤降至每日不足50辆,而需求至少数百辆。
卡车司机们在高温下煎熬,平均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沙尘暴频发,许多人因脱水而倒下。伤员从加沙运出的救护车,常被扣留数小时,延误导致死亡率飙升。
但这些冰冷的数字和文字,终究无法取代亲身感受的震撼。
兄妹二人,站在这片焦灼的土地上,远远望去,口岸附近已是一片望不到头的车龙。数不清的白色救援卡车,如同静止的巨兽群,蜿蜒盘踞在炙热的沙尘中。车身上印着各国国旗、联合国标识、以及各种国际救援组织的徽章,它们承载着食物、水、药品、帐篷,以及全球各地凝聚而成的善意。然而,这些善意,此刻却被一道无形的壁垒,牢牢地挡在门外。
通过渠道,徐恒良和徐知若加入的,是非官方的国际救援组织的志愿者团队。他们在这里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有医生、教师、工程师,更多的是像他们一样,带着一份无法言说的信念而来的普通人。空气中弥漫着绝望与希望交织的气息,汗水、灰尘和焦躁的情绪,比沙漠的热风更加灼人。
“又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日。”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志愿者约翰,苦笑着对他们说,“昨天有五车物资被拒,只因为以色列检查人员认为儿童的糖果‘可能含有双重用途成分’,说是怕用来做炸药。简直荒谬!”
徐知若接过话茬:“我们听说了,还有水净化设备,也被认为是‘潜在的军事用途’而扣留。”
约翰眉头紧锁,好似将自己被卡在这里多日的焦急都锁在了眉头里:“没错。还有氧气瓶、麻醉剂、手术器械,这些可都是救命的东西啊!晚进去一天都会造成不知多少人的痛苦和绝望。甚至是一些儿童玩具和学习用品,都曾被以各种理由拒绝。有时候,他们只是随心所欲地打开箱子,随便翻看两眼,然后就打发走。完全没有标准,也没有逻辑。这哪里是检查,这分明就是围杀!”
徐恒良看着那些排成长龙的卡车,许多司机和志愿者已经在车旁搭起了简易帐篷,等待的时间以天计,甚至以周计。高温和漫长的等待消磨着每一个人的耐心,但加沙内部传来的消息,又让他们无法放弃。
两天后,徐恒良和徐知若亲眼见证了一辆满载医疗物资的卡车被拒的场景。卡车司机,一个来自土耳其的小伙子,已经在口岸外等待了整整一周。他提交了所有文件,经历了数次以色列检查人员的细致盘查。这一次,检查人员盯上了一批紧急手术包中的一次性缝合线。
“这些缝合线,可以用来固定爆炸物。”一名以色列士兵用生硬的英语说,他的脸上带着些许嘲笑和得意。
“不,先生!这只是用来缝合伤口的!加沙里面每天都有数百人受伤,我们需要这些!”土耳其司机几乎是哀求道。
“命令就是命令。”士兵不为所动,他端起枪朝司机方向挥了挥,示意司机将其开离检查区。“这批物资,不能进入。”
司机愤怒的想要叫骂,他的眼泪混着汗水,在脸颊上留下两道泥痕。但终究把话咽回了肚子里。以色列士兵这帮没人性的,以意外为由将记者还有联合国维和部队都不知道杀了多少了。自己再愤怒,也不好触这群畜牲的霉头。周围的志愿者们虽然愤怒地喊叫起来,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引擎的轰鸣和风沙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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