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手帐 第376章 军歌嘹亮忆恩师

很多年以后，当五中军乐队的队员们重新聚在校园旁一家饭馆里时，不知是谁先起的头，低低哼了一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调子。顷刻间，参差不齐却异常熟悉的铜管旋律，从这些两鬓已染霜雪的中年人、老年人喉间流淌出来。声音有些生涩，气力也远不如当年充沛，可那股劲儿还在。哼着哼着，声音渐渐低下去，包厢里忽然有片刻的寂静，只余窗外城市遥远的车鸣。曲波，如今已是头发花白的曲波，端起面前的茶杯，没有喝，只是看着杯子里沉浮的茶叶，轻声说：“要是孙老师还在，该多好。”

是啊，孙友光老师。虽然他已经离开人世，但他是我们这群人走上音乐道路的领路人。他永远活在我们每一个军乐队队员的心中。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

1968年的沈阳，秋意是踩着白杨落叶来的，悄无声息，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街两旁的树干褪尽了夏日浓得化不开的绿，只剩下金红相间的叶子，倔强地挂在梢头，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落在满墙“清理阶级队伍”的标语上。那些红漆刷的字，早被风雨冲刷得发暗，边缘晕开，像渗血的旧痕，却依旧刺目，像老墙身上一道道永远结不了痂的疤。

在沈阳五中那棵标志性的老槐树下，孙友光攥着那张薄薄的、盖着红章的“解放”通知，已经站了不知多久。脚底板传来麻木的刺痛，他却浑然未觉。纸的边角被他手心的汗浸得发软，捏得发皱，指腹无意识地反复摩挲着油墨印的字迹，那一点潮气，竟让某个字的笔画晕开了一小团淡淡的黑影，恰似他此刻胸腔里翻涌难平、又找不到出口的心绪。他闭了闭眼，那些“暂居”乐器室“配合调查”的日子，便猛地撞了进来：身下稻草铺就的“床垫”，每夜都硌得人骨头生疼；墙角，霉斑像无声的苔藓，一层叠着一层，湿冷的气裹挟着尘土味，无孔不入地往肺里钻；夜深人静时，能清晰地听见老鼠在老旧木梁上窸窸窣窣跑动，甚至啃啮的声响。唯有白天，偶尔从紧闭的窗外飘进来的、属于孩童的、无忧无虑的嬉闹追逐声，能像一根极细却坚韧的丝线，扯出他心头一点点微弱的暖意——那是他没被隔离审查前，带着军乐队的学生们在操场排练的时光。记忆里的铜号，总是在太阳底下亮得晃眼，灼人。那些活泼泼、热腾腾的音符，从黄灿灿的号口跳跃出来，仿佛真能飞过校园低矮的围墙，能绕着这棵老槐树，转上一个又一个欢快的圈。

他的“问题”，在这所校园里从来不是秘密。档案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抗战胜利前，曾在伪军的军乐队里做过事，挂了个“宪兵”的名头。就为这个，审查组来来回回折腾了三个月，翻遍了他老家所能找到的一切故纸堆，寻访了据说还能找到的当年的老同事、老邻居，反反复复地盘问、对证。最后总算查实，他那时不过是个刚满二十、只晓得埋头吹号的乐手，没沾过血债，没做过恶事，甚至，在某个紧要关头，还偷偷给城里的地下党递过两次无关紧要、却也冒着风险的消息。结论下来的那天，学校革委会主任李太平拍着他的肩膀，手掌厚实，力气很大，声音洪亮得像在舞台上宣布喜讯：“老孙！经得起考验！组织上信得过你！咱们五中军乐队，不能没有你！这副担子，还得你来挑！”旁边，党总支书记孙长安也跟着点头，语气是一贯的温和，却带着沉甸甸的肯定：“学生们都念着你，爱听你教乐器，喜欢你排的曲子。老孙，这就是你最硬的资本，群众基础好啊！”

孙友光抬起头。槐树的叶子正打着旋儿，一片，两片，金蝴蝶似的落下来。午后的阳光透过已经开始稀疏的枝叶缝隙，在他脸上、身上投下明明暗暗、晃动摇曳的光斑。他喉结剧烈地动了动，仿佛有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发酵、膨胀，却最终只化作一个沉沉的、几乎看不见幅度的点头。眼眶，却在那光影变幻的瞬间，悄悄地、不受控制地热了。

军乐队要重新组建的消息，像忽然长了翅膀，扑棱棱地传遍了校园的每个角落。学生们，尤其是那些心里揣着点儿文艺念想、或者单纯觉得吹号打鼓很“神气”的男孩们，一下子炸开了锅。

曲波攥着父亲留下的那把旧铜号，一路跑得气喘吁吁，往乐器室赶。铜号被父子两代人摩挲得锃亮，在秋日阳光下泛着温润内敛的光泽，铜皮上，靠近号嘴的地方，有一道清晰的凹痕——那是父亲参加抗美援朝运输队时，遭遇空袭，匆忙隐蔽被碎石崩蹭留下的。父亲常说，这是“胜利的勋章”。这把号，是父亲沉默寡言一生里最珍贵的念想，如今，也成了少年曲波心头一团灼热的执念。他挤在闻讯而来、跃跃欲试的报考学生堆里，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往里看。

乐器室里，孙友光正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熨烫得十分平整的蓝色干部服，弯腰调试着一架破旧的定音鼓。鼓面牛皮上裂了道不显眼的小缝，他手里捏着一小条米黄色的医用胶布，比划着，小心翼翼地贴上去，动作轻柔得，仿佛在对待一件易碎的珍宝，或者在安抚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孙老师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朝后背着，露出宽阔的额头。只是鬓角那里，已经清晰地爬上了银丝，在窗口透进的光里格外显眼。可是，他的眼神里，却没有半点人们想象中该有的阴霾或瑟缩。那眼神清亮亮的，像秋日雨后沈阳一碧如洗的天空，透亮，干净，深处还藏着一簇小小的、跃动的光。他瞥见挤在门口的曲波，以及他手里那把显然有年头、却被擦拭得极其仔细的旧铜号，眼睛倏地一亮，嘴角自然地向两边扯开，露出温暖的笑意，扬了扬手：“嘿！门口那小子，对，就是你！手里拿号的那个！过来！先吹个音阶，咱啥也不看，先测测你的‘肺活量基本功’！”

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曲波心头一紧，随即涌上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分开人群，走进去，在孙老师面前站定，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整个秋天的空气都吸进肺里，胸膛明显地鼓胀起来。然后，他抿了抿有些干涩的嘴唇，稳稳地贴上冰凉的号嘴。

“都——来——咪——发——嗖——拉——西——都！”

音阶顺着少年蓬勃的气流冲出来，一个音一个音，台阶般清晰、稳定地上升。号音洪亮，带着金属特有的穿透力，调子准得几乎没有半点偏差。最后一个高音“都”，他稳稳地托住，凭着胸腔里那股绵长的气息，拖得又长又亮，饱满而圆润，在这间尚且杂乱、却已开始恢复生机的狭小乐器室里来回震荡、碰撞，震得那几块老旧的窗玻璃，都发出轻微的、欢快的嗡鸣。

“好小子！”孙友光猛地一拍大腿，声音里满是毫不掩饰的惊喜，眼底那簇光更亮了，“是块吹号的好料子！中气足，音准稳，还知道用巧劲！行了，这个队员，我收下了！”

那之后的日子，是孙友光这辈子记忆里，最热火朝天、也最踏实充盈的一段时光。他仿佛要把失去的时间、被压抑的热情，加倍地倾注出来。杂乱的乐器室被他带着几个先确定下的队员，彻底收拾了一遍。地面扫了又拖，能照出模糊的人影；掉漆的黑板擦得锃亮，上面用粉笔画满了蝌蚪似的音符、纵横交错的节拍线，还有他自创的、只有队员们看得懂的指挥手势图解。白天，他教新队员们识谱，手指捏着粉笔，在黑板上敲出清脆的“哒哒”声，那是时间的脚步，是旋律的骨骼；晚上，他借着昏黄的灯光，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握号的姿势，如何运唇，如何用气，不厌其烦地纠正着一个个因紧张而僵硬、或因不得法而胡乱憋气的毛病。他的手指温热干燥，捏着孩子们的手腕，调整着号身的角度，耐心极了。“吹号，不是靠蛮劲，是要用心，用这里，”他点点自己的胸口，又点点太阳穴，“气沉丹田，意随音走。心里有了谱，号里才能出调。”这话，他天天挂在嘴边，说的时候，眼睛看着每一个学生，眼神认真、专注，像是要把这句话，连同他对音乐全部的敬畏与热爱，直接刻进这些年轻生命的心里。

轮到他亲自示范时，他会微微挺直背脊，腮帮子随着气息注入而自然地鼓起，眼神瞬间变得无比专注，像最老练的战士在瞄准靶心，又像最虔诚的信徒在仰望神明。然后，清亮、饱满、极具穿透力的旋律，便从那微微颤动的铜管中流淌出来。那声音能轻易地穿透乐器室薄薄的门板，盖过操场上的一切喧闹，直上云霄。

队里的队员渐渐多了，也各有各的模样：吹小号的吕彩峰最是机灵，脑瓜转得快，新调子一学就会，谱子看两遍就能记个**不离十，就是有点爱偷懒耍滑，趁老师不注意就偷工减料；吹中音号的马英俊，人如其名，长得精神，个头挺拔，吹号时站姿最是标准，像棵小白杨，是队里当之无愧的“门面担当”；曲波则是最刻苦的那一个，每天天不亮，就偷偷溜到寂静无人的老槐树下，对着熹微的晨光“呜呜”地练长音、练音阶，练得嘴唇发白、起泡，也咬着牙不吭声，那把旧铜号的声音，常常从清晨第一缕光线，飘荡到日暮最后一片晚霞。拉长号（大家戏称“拉管号”）的杜鲁门，这是个外号，因为他本名杜鲁生，又长得高高大大，不知谁先起了头，本名反倒没几个人叫了。他个子高，手臂也长，那需要来回伸缩的“拉管”，在他手里运转自如，像手臂的延伸。吹黑管的常志英，是队里少有的几个女孩之一，悟性极高，乐感最好，手指纤细灵活，在黑珍珠般的音孔上跳跃，流淌出的旋律别有一种婉转悠扬，后来她真的凭着这手本事，考进了沈阳歌舞团，成了专业的单簧管乐手。

没过多久，按照上面的安排，轴承厂的工宣队进驻接管了学校。出人意料的是，兵团主任石明文和工宣队长臧建业，两位领导对军乐队格外支持。他们特意从厂里申请了文艺宣传经费，拉来了满满两大车新乐器！锃亮耀眼的小号、修长流畅的长号、圆号……在操场上摆了一地，阳光照上去，明晃晃的一片，还有几面绘着鲜红五星的大鼓，鼓面绷得紧紧的，用鼓槌轻轻一敲，声音沉厚有力，咚咚的，仿佛能直接敲在人的心尖上，让人心头跟着发颤，血也跟着热起来。

五中军乐队，一下子壮大到三十多人。原先的乐器室再也装不下这份热闹与雄心，排练场，理所当然地挪到了开阔的操场上。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课后，操场上准能听见军乐队或整齐、或略显杂沓，但绝对生气勃勃的声响。《东方红》的庄严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铿锵节奏，《解放军进行曲》的昂扬奋进……这些曲子被一遍遍练习，旋律此起彼伏，交织在一起，绕着偌大的校园飘荡，飘过围墙，飘到外面的马路上。围观的学生们里三层外三层，连路过的行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推着自行车，挤进校园敞开的大门，踮脚张望。还有附近的居民，搬着小板凳、马扎，早早坐在操场边的树荫下，像观看一场固定的演出。校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成了最忠实的“听众”兼受益者，她每天踩着排练开始的点儿，准时把白色的冰棍木桶车推到老槐树下，生意往往比平时好上一倍。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操场中央那个挥舞着双臂的蓝色身影，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沈阳话说：“孙老师这乐队吹得越响，越久，我这儿冰棍卖得就越快、越多！听着这曲子，心里头亮堂，舒坦！”

往后的几年，五中军乐队声名鹊起，成了沈阳城里各种庆典活动的“香饽饽”。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队伍里，他们走在方阵前列，号声激越，鼓点整齐，是队伍的灵魂；六一儿童节的校园汇演上，他们的演奏是压轴的重头戏，引来小观众们无数羡慕崇拜的目光；到了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这些大型集会，更是少不了他们活跃的身影。每次上街演奏，围观的群众总是挤得水泄不通，铜号声、长号声、黑管声，配上雄浑有力的大鼓小鼓镲，汇成一股洪流，音乐一响，掌声、欢呼声、跟着哼唱声，常常能掀翻半边天。他们吹着激昂的、也带着那个年代特有单纯信仰的曲子，走过沈阳的大街小巷，走过**像前宽阔的广场，吹出了五中在全市的响亮名气，吹出了一代少年人昂扬的精气神，更吹出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一种独有的、炽热而质朴的集体激情与青春向往。

后来，军乐队里的队员们像羽翼渐丰的鸟儿，陆续毕业，飞向四方。不少人因为这一技之长，被特招进入全国各大军区军乐队、省市歌舞团、文艺团体，捧着“铁饭碗”，成了行业里的骨干，有的甚至走上了领导岗位。每次有人出差、探亲回到沈阳，总会想方设法回五中看看，看看那棵老槐树，更看看孙友光老师。他们握着老师那双不再光滑、却依然温暖有力的手，总会说：“孙老师，没有您当年手把手地教，没有您顶着压力把我们拢在一起，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孙友光呢，总是摆摆手，脸上露出那种熟悉的、温和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眼神清亮如昔，说：“是你们自己肯努力，是时代给了机会，是音乐……它选对了你们。”

是啊，是音乐选对了他们，还是他，孙友光，在那样一个年代里，用他全部的心力与热忱，为这些少年，也为他自己，选择并护住了一方充满旋律、闪烁着人性微光的纯净天地？

包厢里，不知是谁，轻轻叹了口气，很轻，却仿佛惊动了所有沉浸在往事里的灵魂。窗外，城市的霓虹次第亮起，映着一张张不再年轻、却因回忆而格外生动的脸。那把曾亮彻校园的铜号，那面曾敲响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大鼓，那位鬓角染霜、眼神清亮的老师，从未远去。他们藏在每一段熟悉的旋律里，藏在每一次深呼吸准备吹奏的肌肉记忆里，藏在心底最柔软、也最坚韧的那个角落。

孙友光老师，是五中军乐队的灵魂与旗帜。他以手中的指挥棒，奏响了我们青春的乐章，更以一生的坚守与热爱，成为我们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师恩难忘，风范长存，他是我们永远的怀念。

军歌或许会暂歇，但嘹亮的记忆，永远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