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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电话来得毫无征兆，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击碎了我按部就班的世界。当时我正在核对这个季度的报表，办公室里只有键盘敲击和空调低鸣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打印墨粉混合的、令人安心又麻木的气息。手机屏幕上闪烁的名字是“妈”，我嘴角不自觉地弯了一下，心想她大概又是来问我晚上想喝排骨汤还是鸡汤这类甜蜜的琐碎。
然而，听筒里传来的，却不是母亲惯常那种带着些许疲惫却总是温软的嗓音，而是一种被极大的惊恐和屈辱挤压变调的、破碎的呜咽，间杂着剧烈的、几乎要喘不上气的抽泣。
“小颖……他们、他们把我……把我赶出来了……东西……全扔街上了……门锁了……” 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带着寒冬腊月的冰碴子，狠狠扎进我的耳朵里。
我猛地从工位上站起来，椅子腿和地板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引得旁边几个同事投来诧异的目光。可我顾不上了，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四肢冰凉。
“妈？！你说清楚！谁？谁把你赶出来了？你在哪儿？”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颤抖得厉害，手心里瞬间沁满了冷汗。报表上的数字在我眼前模糊、旋转，变成一团毫无意义的乱码。
“是……是志强和他的姐姐们……”母亲的声音断断续续，背景音是嘈杂的车流和风声，她像一片被狂风撕扯的落叶，飘零在陌生的街头，“你继父刚走……还没过‘头七’啊……他们就把我的衣服、东西……全都扔到大门外……把锁换了……我……我回不去了……”
志强。李志强。我继父李大山和他前妻生的儿子，我名义上的“哥哥”。一股混杂着愤怒、荒谬和冰冷寒意的浪潮将我淹没。我几乎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在我称之为“家”了二十多年的那个小院门口，母亲那些颜色朴素、洗得发白的衣物，她视若珍宝的、继父当年送的一条羊毛围巾，还有她偷偷给我女儿织到一半的小毛衣，像一堆肮脏的垃圾，被粗暴地丢弃在尘土飞扬的街边。而那扇熟悉的、漆皮有些剥落的暗红色铁门，此刻一定挂着一把崭新、冰冷、泛着金属寒光的锁头，将母亲和她二十多年的付出，彻底隔绝在外。
“妈，你别动！就在原地等着！告诉我具体位置！我马上请假回来！”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抓起包和车钥匙，甚至来不及跟主管打声招呼，就像一颗出膛的子弹冲出了办公室。城市的车水马龙在我眼前化成一片流动的光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小镇，回到我受辱的母亲身边！
我叫田颖，三十五岁，是这家大型企业里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管理人员。每天面对着电脑、报表、会议和永远也处理不完的邮件，生活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谈不上多好，也谈不上多坏。母亲和继父生活在离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清水镇。继父李大山半个月前因肝癌去世了，从确诊到离世，快得让人措手不及。母亲全程衣不解带地伺候，人都瘦脱了相。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回去奔丧，看着继父那边几个儿女——李志强、李秀娟、李秀玲——虽然脸上有悲戚，但办事时那种精明的、划分界限的眼神，让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我想着，毕竟二十多年的夫妻了，母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不至于太过分。没想到，人心之恶，竟能凉薄至此！继父尸骨未寒啊！
一路上，我把车开得几乎要飞起来。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过关于母亲、继父以及那个家的无数片段。
母亲嫁给继父李大山时，我刚上初中。我的生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因病去世，记忆早已模糊。母亲一个人拉扯我，日子过得艰难。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带着三个半大孩子的李大山。李大山是个沉默寡言的木匠，手艺不错，人看着也老实。母亲图他是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人，不顾外人议论“给人当后妈不容易”，还是嫁了过去。
清水镇是个不大的地方，一条主街，几家店铺，街坊邻居都熟识。刚开始，日子确实不易。李志强那时正是叛逆的少年，没少给母亲脸色看，偷偷藏起母亲的鞋子，或者在她做的饭菜里撒一大把盐。李秀娟和李秀玲两个女孩，表面客气，眼神里却总带着疏离和审视。母亲都默默忍了下来。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做好一大家子的早饭，伺候继父吃完去上工，然后打发几个孩子上学，自己再去镇上的手套加工厂做计件工。晚上回来，又是做饭、洗衣、收拾，伺候老的，照顾小的。
她对待继父的三个孩子，甚至比对我这个亲生女儿还要小心翼翼。有什么好吃的，紧着他们先吃；做新衣服，先紧着他们。她常说：“小颖，你是妈亲生的，受点委屈没啥。他们没了亲妈，咱得多疼着点。”
继父李大山，是个典型的中式男人，不善表达，甚至有些懦弱。他知道母亲辛苦，偶尔会偷偷塞给母亲一点零花钱，或者在我受委屈时，笨拙地摸摸我的头。但他始终无法真正调和妻子与前妻子女之间的矛盾，多数时候选择沉默，或者和稀泥。印象最深的一次，李志强诬陷我偷了他的钢笔，继父明明知道不是我，却只是呵斥了志强几句，然后对母亲说：“孩子间打闹，别太当真。”母亲当时眼圈就红了，但什么都没说，只是晚上偷偷在我枕头下塞了一支新钢笔。
就是这样，母亲用她二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和隐忍，慢慢磨平了最初的棱角。日子渐渐平稳下来。李志强兄妹陆续成家，虽然不算多亲近，但面子上总算过得去。后来，我和哥哥姐姐们都离开了清水镇，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去。那个家，平日里就只剩下母亲和继父。
母亲成了继父名副其实的“保姆”。继父年纪渐长，木匠活做得少了，身体也不如从前，母亲更是悉心照料。一日三餐，洗衣打扫，端茶送水，从未有半句怨言。连街坊邻居都说，李大山真是修来的福气，找了这么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继父自己也常说，这个家多亏了母亲。
我以为，岁月已经将那些隔阂冲刷得差不多了，至少表面上是平静的、温情的。可继父这根维系平衡的顶梁柱一倒，所有的伪装和勉强维持的体面，都在瞬间土崩瓦解，露出底下冰冷残酷的算计。
车刚驶进清水镇的主街，远远地，我就看到了那个让我心碎的身影。
初冬的傍晚，天色阴沉，寒风萧瑟。母亲孤零零地站在街角那棵叶子落光的老槐树下，脚边是几个胡乱捆扎的、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和一个旧的行李箱，拉链都没完全拉上，露出里面揉得皱巴巴的衣物一角。她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毛衣，头发被风吹得凌乱，脸上满是泪痕，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像一只被遗弃的、惊恐失措的老猫。
我猛踩刹车，车子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停在她身边。我推开车门冲下去，一把抱住她。她的身体冰冷，而且在不停地发抖。
“妈！”我的声音哽咽了，“我来了，别怕！”
母亲看到我，像是终于找到了主心骨，压抑的哭声终于爆发出来，她伏在我肩上，瘦削的肩膀剧烈地耸动，泪水迅速浸湿了我的外套。“小颖……我没地方去了……他们……他们太欺负人了……”
我强忍着滔天的怒火和心酸，轻轻拍着她的背：“有我在，谁也不能欺负你。我们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我把她的行李一件件搬上车后备箱，那些被随意丢弃的衣物上还沾着尘土。拎起一个袋子时，我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打开一看，是母亲和继父的合影相框，玻璃已经碎了，裂纹像蛛网一样爬满他们曾经的笑脸。我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
我没有立刻去找李志强他们算账，当务之急是安顿好母亲。我在镇上唯一一家像样点的宾馆开了个房间，带母亲上去，给她倒了热水，让她洗个热水澡暖和一下。
母亲渐渐平静下来，断断续续地讲述了经过。
原来，今天下午，李志强兄妹三人一起回了家。一开始还假惺惺地说要商量继父身后事和遗产问题。母亲还以为他们是来安慰自己的，还强打精神给他们倒水。没想到，李秀娟（继父的大女儿，嫁到了邻县，一向最为精明厉害）率先发难，说：“王姨（我母亲姓王），我爸现在不在了，这房子是我们老李家的祖宅，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了。你照顾我爸这么多年，我们心里记着你的好，但现在你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
母亲当时就懵了，说：“大山才刚走，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住了二十多年的家啊！”
李志强接着话头，语气强硬：“什么家不家的！这房子姓李！你一个外姓人，难不成还想占着我们李家的房子？识相点，自己收拾东西走人，大家脸上都好看。”
母亲气得浑身发抖，争辩道：“我怎么是外姓人？我是你爸法律上的妻子！我伺候了他二十年，伺候你们长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爸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我？”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李秀玲（继父的小女儿，性子相对软糯，但显然也站在兄姐一边）小声嘟囔：“伺候我爸不是你该做的吗？再说，谁知道你图什么……”
话不投机，争吵迅速升级。李志强彻底撕破了脸，骂母亲是“占着窝不下蛋的老母鸡”（暗示母亲没有为继父生下孩子），“赖在李家不走就是想贪图财产”。然后，他们竟然真的动手，把母亲的衣物、个人用品从房间里粗暴地翻捡出来，不管不顾地往大门外扔。母亲哭着阻拦，被李志强一把推开，差点摔倒。邻居有闻声出来看的，被李秀娟叉着腰骂了回去：“看什么看！我们家的事少管！清理门户没见过吗！”
最后，在母亲绝望的哭喊和邻居们复杂的目光中，那扇门“哐当”一声被关上，接着传来了换锁的声音。
听着母亲的叙述，我全身的血液都往头上涌，怒火几乎要将我的理智烧尽。欺人太甚！这简直是**裸的欺凌和侮辱！他们不仅要在物质上剥夺母亲的容身之所，更要在精神上践踏她二十年的付出和尊严！
“他们凭什么这么干！还有没有王法了！”我猛地站起来，在房间里焦躁地踱步，“这房子是继父的没错，但你是他的合法配偶，有合法的居住权和继承权！他们这是非法侵占！是遗弃！”
母亲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无助和一种让我心疼的认命感：“小颖，算了……人都死了，争这些还有什么意思……他们说得难听，可我……我终究是个外人……”
“什么外人！”我打断她，蹲下身紧紧握住她冰凉的手，“妈，你忘了你是怎么照顾继父的吗？他生病这一年，是谁端屎端尿、日夜不休地守着？他三个亲生儿女加起来，有你来医院陪护的时间多吗？现在人刚走，他们就过河拆桥，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这口气，我们不能咽！”
我立刻给我丈夫打了电话，言简意赅地说了情况。丈夫也很震惊和愤怒，支持我维权，说如果需要，他马上请假带孩子过来。然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对策。法律是唯一的途径。我搜索了相关的法律条文，确认母亲作为配偶的合法权益。同时，我知道，在这种小地方，很多事情光**理还不够，还得讲人情，舆论有时也很重要。
我决定，先礼后兵。
我拨通了李志强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听，那边传来他带着明显不耐烦的声音：“喂？田颖啊，什么事？”
我压着火气，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志强哥，我妈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把老人赶出家门？”
李志强嗤笑一声，语气充满了嘲讽：“田颖，你还好意思来质问我？我爸走了，我们家的事跟你妈还有什么关系？她占着房子算怎么回事？我们这是拿回自己家的东西！再说了，她照顾我爸不是应该的吗？难道我们还欠她的不成？”
“法律上，我妈是合法配偶，有权居住和继承部分遗产！你们这是违法的！”
“少跟我扯法律！”李志强提高了音量，“在清水镇，就得按清水镇的规矩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一个后老伴儿，还想分我们李家的祖产？做梦！我告诉你田颖，这事没商量！你赶紧把你妈接走，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李志强！”我也火了，“你们今天的行为，街坊邻居都看着呢！你们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吗？”
“爱看看，爱说说！我们老李家的事，轮不到外人插嘴！你要不服，就去告！看谁能笑到最后！”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忙音，我气得浑身发抖。看来，沟通是彻底无效了。他们是有备而来，铁了心要独占房产，丝毫不念及半点情分。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边安抚母亲，一边开始行动。我带着母亲去了镇上的司法所咨询，工作人员肯定了我们的权利，建议我们先尝试调解，如果不行再走诉讼程序。同时，我也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一些老街坊。
我买了些水果，去了几家以前和母亲关系还不错的邻居家。说起这事，邻居们大多摇头叹气，面露同情。
住斜对门的张婶拉着母亲的手说：“大山家的，你受委屈了。志强那几个孩子，做得是太不地道了。你伺候老李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在眼里。可……唉，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前院的赵大爷吧嗒着旱烟，浑浊的眼睛里透着世事洞明的光：“颖丫头，这事啊，难。志强他们敢这么干，怕是早有准备。我听说……咳，我也是听人瞎传啊，说老李走之前，那房子的事，可能有点说道……”
赵大爷的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难道继父临终前，在房产问题上留下了什么对母亲不利的遗嘱或者安排？以继父那种有些糊涂又耳根子软的性格，在病重时被子女哄着签下什么文件，不是没有可能。
这个猜测让我心头蒙上了更深的阴影。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比想象中更复杂了。
调解的日子定在三天后，在社区居委会进行。去之前，我给母亲精心打扮了一下，让她显得不那么憔悴。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这将是一场硬仗。
调解现场，李志强兄妹三人到得很齐，一个个脸上带着戒备和毫不掩饰的敌意。社区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试图缓和气氛。
李志强率先发难，一口咬定房子是李家祖产，与我母亲无关，说我母亲是“鸠占鹊巢”，现在继父去世，她理应离开。李秀娟则打感情牌，哭诉自己父亲一辈子辛苦，留下的这点基业不能落在外人手里，还说母亲“说不定早就偷偷攒了不少私房钱”。
我据理力争，摆出婚姻法，强调母亲二十多年的付出和合法权利。我提到继父生病时母亲的辛劳，质问他们：“如果你们觉得我妈是外人，那为什么继父生病时，端茶送水、擦身伺候的是我这个‘外人’妈妈，而你们这些亲生儿女，又在哪里？”
李秀娟尖声反驳：“那是她应该的！她吃我们李家的，住我们李家的，不该伺候吗？”
调解陷入了僵局，双方情绪激动，争吵不休。社区主任一脸为难。
就在局面难以打开时，一直沉默的李秀玲，忽然小声说了一句：“其实……爸走之前……说过……房子……”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她身上。李志强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但她似乎鼓足了勇气，继续说道：“爸在医院的时候，有一次清醒，跟我说……说他对不起王姨……说这房子，有王姨的一半……他本来想……想立个遗嘱的……”
这话如同平地惊雷，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李志强猛地站起来，指着李秀玲的鼻子骂：“你胡说什么！爸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李秀玲被骂得缩了缩脖子，但还是倔强地低着头：“我……我没胡说……爸就是说过……”
我心里猛地一动，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微光。难道继父临终前真的有过这样的表示？如果是真的，这将是极其有利的证据！
“你放屁！”李志强气得脸红脖子粗，“爸明明说房子留给儿子孙子！主任，你别听她瞎说！她脑子不清醒！”
调解最终不欢而散。但李秀玲的话，成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口。我开始把重点放在寻找继父可能留下的关于房产处置的意愿证据上。我反复询问母亲，继父生前是否跟她提过房子的事，或者有没有留下什么字条、录音之类的东西。
母亲努力回忆，最终茫然地摇了摇头：“大山他……不太说这些。就是病重的时候，有一次拉着我的手掉眼泪，说委屈我了，跟着他没享什么福……还说，怕他走了以后，志强他们会为难我……我当时只顾着伤心，没细想……”
看来，从母亲这里很难得到直接证据。李秀玲的话成了孤证，而且她迫于压力，很可能不会再开口。事情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那几天，我和母亲住在宾馆里，气氛压抑。母亲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以泪洗面，整个人迅速憔悴下去。看着她这样，我心如刀绞，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要为她讨回公道的决心。这不仅是为了一个住所，更是为她的二十年讨一个说法，为她的尊严而战！
就在我一筹莫展，几乎要决定直接提起诉讼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住在继父家后面巷子的陈奶奶，一位八十多岁、看着继父长大的老人。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来到宾馆，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颖丫头，有件事……我思来想去，觉得得告诉你。”
我心中一动，连忙请她坐下：“陈奶奶，您说。”
陈奶奶警惕地看了看门口，才小声说：“大山走之前那个月，有一天下午，志强和他媳妇，带着个穿西装、夹着公文包的人来看大山，关起门来说了好久的话。我正好去送点自己蒸的糕，在门口好像听见说什么‘公证’‘遗嘱’……当时没在意，后来想想不对劲。大山那时候都病得迷迷糊糊了，还能公证啥？”
公证？遗嘱？我的心猛地一沉。难道李志强他们真的趁继父病重神志不清时，让他签了什么文件？
“还有，”陈奶奶继续说，“他们走了以后，我进去看大山，他精神更差了，嘴里一直念叨……说什么‘对不起淑芬（我母亲的名字）’‘被逼的’‘房子’……唉，造孽啊……”
陈奶奶的话，像一块沉重的巨石投入我心湖，激起了惊涛骇浪。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李志强他们手中可能握有一份在继父非完全清醒状态下诱骗或胁迫他签署的、对母亲极为不利的“遗嘱”！而这份“遗嘱”，很可能就是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底气所在！
难怪他们如此有恃无恐！
送走陈奶奶，我心情无比沉重。如果对方手里真有这么一份“遗嘱”，那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将会变得异常艰难和漫长。我们需要证明继父立遗嘱时神志不清或受胁迫，这需要大量的医学和法律证据，过程会非常折磨人，母亲未必能承受得住。
难道，就只能这样算了吗？让母亲忍气吞声，吞下这二十年的苦水和屈辱？
我看着母亲苍老而绝望的脸，一股强烈的不甘和愤怒在我胸中燃烧。不！绝不能放弃！
就在我几乎要陷入绝望深渊的时候，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谁也预料不到的反转。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接起来，对方是一个带着浓重本地口音的、略显紧张的年轻男声。
“请、请问是田颖阿姨吗？”
“我是，您是哪位？”
“我……我是镇东头老周家的儿子，周小兵。我爹……周福根，以前跟李大山叔是几十年的老伙计了，一起学的手艺。”
周福根？我有点印象，是个胖胖的、爱喝酒下棋的老头，确实常来找继父。可他儿子找我干什么？
“哦，小兵啊，你好，有什么事吗？”
周小兵在电话那头似乎深吸了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很大决心：“田阿姨，有样东西……我爹临终前交代我，一定要找机会交给淑芬奶奶（我母亲），或者交给你。是关于……关于大山叔的房子的事。”
我的心脏骤然漏跳了一拍！“什么东西？”
“是一段……录音。”周小兵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是大山叔最后一次住医院的时候，大概是他走之前一个多星期吧。我爹去看他，当时病房里就他们两个人。大山叔好像预感自己不行了，拉着我爹说了很多话，还……还让我爹用手机偷偷录了下来。我爹说，大山叔怕他走后，志强叔他们会欺负淑芬奶奶，留个话，算是个凭证。”
录音？！继父留下的录音？！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激动得手都在抖：“录、录音里说了什么？”
“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反正大山叔说得挺清楚的，说房子是他和淑芬奶奶的共同财产，淑芬奶奶有永远居住权，以后也要分给她……还说了些……后悔的话，说对不起淑芬奶奶之类的。我爹回来后就把录音存好了，交代我千万收好，说万一以后淑芬奶奶有难处，这个能帮上忙。我本来不想多事，但这两天听说……淑芬奶奶被赶出来了，我觉得……我觉得这东西该给你们了。”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几乎要喜极而泣！这简直是绝处逢生！
我强压住激动，立刻和周小兵约好了见面地点。第二天，在一个僻静的茶馆，我见到了周小兵，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年轻人。他谨慎地将一个U盘交到我手里，再三嘱咐我要小心保管。
拿到U盘，我立刻回到宾馆，用笔记本电脑播放。当继父那熟悉又虚弱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时，坐在旁边的母亲瞬间泪如雨下。
录音的效果不算很好，夹杂着医院的背景音和继父沉重的喘息，但话语清晰可辨：
“……福根老哥……我……我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淑芬啊……我跟她过了二十年，没让她享过什么福，净跟着我操心受累……志强那几个孩子，唉，我心里清楚，他们容不下淑芬……我走了，他们肯定要欺负她……”
一阵剧烈的咳嗽后，继父的声音带着哭腔：“……咱家那房子，虽然是我爹留下的老底子，但后来翻修、扩建，淑芬也出了力，这些年这个家，全靠她撑着……这房子，有她的一半！谁也不能把她赶走！我……我真后悔……上次志强他们逼我写什么遗嘱，我病糊涂了，好像签了字……作孽啊……福根哥，你帮我做个见证，我李大山今天说的才是心里话！这房子，淑芬有权住一辈子！以后……以后也得有她的一份！我对不起她啊……”
录音在这里结束，只剩下继父压抑的、悔恨的哭声和我母亲再也控制不住的痛哭声。
我紧紧抱住母亲，泪水也模糊了视线。这盘录音带，是继父在生命最后时刻，用尽力气为母亲留下的一道护身符，是对他生前懦弱的一份弥补，更是对李志强他们最有力的回击！
我们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将这份关键证据复制保存，然后联系了律师。律师听后非常振奋，认为这份录音足以证明李大山先生的真实意愿，足以推翻任何在非清醒状态下签署的、不公平的文件。
再次面对李志强兄妹时，我们有了十足的底气。当我们提出有关录音证据时，李志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李秀娟的眼神也充满了惊慌和难以置信。他们试图狡辩，说录音是伪造的，但在法律和事实面前，任何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在律师的介入和强大的证据面前，李志强他们不得不低头认输。经过协商（或者说，是他们被迫接受），房子确认母亲拥有永久居住权，并且作为合法配偶，她有权继承继父遗产中属于她的部分份额。李志强他们灰头土脸地交出了钥匙，并被迫为他们的行为向母亲道了歉——尽管那道歉毫无诚意。
母亲没有选择继续住在那个充满了伤心和背叛回忆的房子里。她用继承来的那部分钱，加上我拿出的一些积蓄，在镇上另一个安静的地段买了一套小户型公寓。她说，那里干净，清爽，完全属于她自己。
事情过去了大半年。母亲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她偶尔会来市里小住，帮我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关于清水镇那个曾经的家，关于李大山，关于那二十年的甘苦与最后的背叛与救赎，我们都很少再提起。
但我知道，有些伤痕，即使结痂，也会在阴雨天隐隐作痛。有些关于人性凉薄的认知，一旦刻下，便再难磨灭。
一个阳光很好的午后，我去清水镇看母亲。她正在新家的阳台上浇花，那些从旧居捡回来的、生命力顽强的绿植，在新花盆里长得郁郁葱葱。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和不再年轻的侧脸上，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平静与安宁。
我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打扰她。我想起继父录音里那句充满悔恨的“对不起”，想起母亲二十年来日复一日的操劳，想起李志强他们最初嚣张的嘴脸和最后的狼狈。
生活就是这样一场大戏，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曲折和反转。善良或许会一时蒙尘，但真相和公道，终究会以其自己的方式，倔强地露出水面。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不应仅仅是冷冰冰的利益算计，更应该是那些看似平常、却重若千钧的付出、陪伴与恩情。
只是，这堂课的代价，对我母亲而言，实在太沉重了。它用二十年的付出和最后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才让我们看清，有些锁链，看似牢固，实则脆弱；而有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温情，比如周福根老伯那份仗义的录音，比如继父临终前的悔悟，才是真正能穿透寒冬的、细微却珍贵的糖。
母亲回过头，看见了我，脸上绽开一个真心的、温暖的笑容：“小颖来啦？快进来，妈给你削苹果吃。”
窗外，清水镇的天空，蓝得透彻，一如往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