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办公桌上,躺着一串钥匙。
铜的,老的,泛着经年摩挲后温吞的光。一共七把,大小不一,串在一个锈迹斑斑的环形铁扣上。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句无声的诅咒,又像一截从旧时光里斩断的、带着血肉的脐带。
电脑屏幕幽幽地亮着,Excel表格里密密麻麻的数字像一群蠕动的黑色甲虫。我是田颖,一家不大不小企业的普通管理人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和这些甲虫、以及制造甲虫的同事们打交道。王姐又在抱怨流程繁琐,新来的实习生李默把咖啡泼在了报销单上……这些声音隔着磨砂玻璃,模糊地传进来,却无法覆盖钥匙带来的、死寂的轰鸣。
这串钥匙,是三天前,我同村的远房表叔李建国,硬塞进我手里的。
那时他站在我公司楼下的寒风里,头发凌乱,眼白浑浊得像两颗在劣质酒里泡了太久的枣。他把这串冰冷、坚硬的东西拍在我掌心,力气大得几乎要嵌进我的骨头。“小颖,你、你帮叔……把这个交给你婶子……不,你梅姨。”他舌头打着结,酒气混杂着一种绝望的酸腐味,扑面而来。“她……她认得这串钥匙。你跟她说,我后悔了,真的……后悔了。那个家,门……永远给她留着。”
我看着他踉跄着被两个朋友架走,背影佝偻,像一条被抽了脊梁的狗。那串钥匙在我手里,沉得超乎想象,仿佛串着的不是七把锁,而是七座沉默的山,七口深不见底的井,以及……七个女孩,轻重不一的呼吸。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我知道,这串钥匙一旦送出,某些被刻意掩埋的、危险的真相,或许就会破土而出。它们关联着我的同事周磊,关联着梅姨,更关联着那个我试图逃离,却始终如影随形的,名为“李家庄”的村庄。
我的童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李家庄的尘土气里泡着的。
那里的天,总是蒙着一层黄蒙蒙的尘;那里的空气,永远混杂着牲口粪便和柴火灶的味道。而关于表叔李建国和表婶王秀梅(我们都叫她梅姨)的故事,则是村里人茶余饭后,一道嚼了又嚼,却始终滋味复杂的“硬菜”。
他们曾是村里公认的“模范夫妻”。相识于微时,一起南下打过工,回来用积蓄承包了鱼塘,日子眼见着红火起来。梅姨长得秀气,干活却是一把好手,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他们最大的“业绩”,也是最初被艳羡的资本,是接连生下的四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在那个普遍认为“多子多福”的乡村语境里,他们用一个“好”字,赢得了无数赞叹和嫉妒。李建国那时走路都带风,嗓门洪亮,在村头小卖部门口吹瓶啤酒时,总爱拍着胸脯说:“咱老李家,香火旺得很!”
可这“好”字,似乎耗尽了他们所有的“好运气”。
鱼塘闹过一次病,死了一大半鱼,赔了不少钱。李建国的脾气,从那以后就有些变了。他开始更频繁地喝酒,酒后会瞪着梅姨微微隆起,很快又平坦下去的小腹,眼神复杂。
他们想要第五个孩子,想要再凑一个“好”字里的那个“子”。
然而,命运仿佛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梅姨的第五胎,是个女儿。紧接着,像是打开了某个神秘的闸门,第六个,第七个……全是女儿。
“先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本想再要个儿子,没想到来了三个闺女,不敢再生了。”这话,李建国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语气说过无数遍。有时是自嘲,有时是无奈,有时,是掩饰不住的烦躁和……怨怼。
七张嘴,七份嫁妆,像七座无形的大山,压在这个原本还算小康的家庭上。李建国开始长时间不回家,说是跑运输,在外面搞生意。梅姨则像个被上了发条的陀螺,围着七个孩子、几亩薄田和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疯狂旋转。她迅速地苍老下去,眼神里的光,一点点被疲惫和某种麻木取代。
村里人的议论也变了味。
“啧啧,七个丫头片子,建国这是要被拖垮喽……”
“秀梅也是,肚子不争气,连个儿子都保不住……”
“听说建国在外面……唉,男人嘛……”
流言蜚语像李家庄夏天沼泽地的蚊子,嗡嗡作响,驱之不散。
今年六月,一个模糊的消息传回村里:李建国想和一个朋友合伙在县里开家饭店,规模不小,投入很大。他回来过一趟,和梅姨关在屋里谈了很久。我那时正好回村看父母,隔着院墙,隐约听到李建国拔高的嗓音:“……辞职过来帮忙!光靠我那点收入够干啥?七个赔钱货……”
梅姨的声音很低,带着哭腔,听不真切。只记得最后,李建国摔门而出,带着一股决绝的酒气。
再后来,就是他们离婚的消息。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却短暂得可怜。似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迟早的事。据说,是李建国在一次酩酊大酒后提出的。而梅姨,那个沉默了大半辈子的女人,只回了一句:“离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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