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沿江而下,脚底踩着湿滑的泥滩,夏汛刚退,水痕还挂在树干半腰,像一条条褪色的腰带。
圩镇蜷缩在低洼处,屋檐歪斜,墙皮剥落,空气中弥漫着淤泥发酵后的腥腐味,混着炊烟与草灰的气息,沉得压人胸口。
可这镇子没死。
学堂外墙新刷了石灰,底下贴着一张宽幅《辨症图》,墨迹未干。
几个孩子蹲在地上,用炭条在石板上抄写“九字诀”:“洗、煮、晒、隔、滤、记、报、轮、改。”声音参差却齐整,像是某种新生的号角,在废墟之上吹响。
我站在人群外,袖口沾着夜露,心口却热了一下。
三年前,这里还在烧香驱邪;如今,他们信的是流程,是方法,是每一个人都能学会的道理。
正看得出神,忽听得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从街口炸开——
“我家娃吃了学堂发的防痢丸,反倒拉出血来!”
那妇人跌跌撞撞冲进学堂,怀里抱着个瘦弱孩童,裤腿卷到膝盖,满脚泥泞。
孩子脸色青白,嘴唇干裂,呼吸急促,指甲泛紫——这是脱水之兆,已是危象。
人群瞬间炸锅。
“谁配的药?”有人怒吼,“是不是假传疯医娘方子?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开方?”
“砸了药亭!”另一个声音嘶叫,“读书读出祸来了!”
我心头一紧,拨开人群挤进去。
那孩子已被放在长凳上,嘴角残留血丝,腹胀如鼓。
我伸手探其脉,浮数而乱,尺脉沉绝,确是药伤脾胃,引动内损。
旁边炉灶上还煨着半碗残渣。
我俯身嗅了嗅,眉头猛地一跳。
黄连?不对劲。
原方没错——黄连清热燥湿,木香行气止痛,甘草调和诸药,三味皆对症,剂量也合《井约》所载。
可这药渣里的黄连,根须粗黑,断面发绿,隐隐透出一股霉腐气。
我捻起一点碎末,指尖微黏。
坏了。
黄连未去须根,又存于潮湿陶瓮,久置生霉,毒性反增。
此非误诊,而是炮制失守。
我抬头看向角落里一个少年,面色惨白,手指颤抖地攥着药房钥匙。
他是负责配药的学生之一,名叫阿衡,去年我还教他认过药材显微纹理。
“你们有没有‘双人核药’?”我低声问。
他红着眼点头:“有……可是那天小满大人巡教来了,讲‘知识即光’,我们都跑去听讲,只剩我一人守药房……我没细看,只照方抓了药……”
我心头一沉。
制度立起来了,人心却会走神。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启蒙的代价”。
不是没人懂,而是人人都懂的时候,反而最容易觉得“差不多就行”。
谣言比洪水跑得还快。
不到半日,镇上传遍“学堂用药害人”,说我们打着“人人皆医”的旗号,实则草菅人命。
几个激愤村民提着棍棒要砸药亭,幸被几名青年死死拦住,其中一人额角流血也不松手。
夜里暴雨突至,电闪撕开天幕,雷声滚过屋顶。
我披衣起身,走向临时议事厅。
推门刹那,一道玄色身影已立在灯下。
渠童。
他穿着粗布短打,肩头滴水,发丝贴在额角,手里却稳稳托着一匣封存的药样。
身后跟着七八名青年,个个眼神清明,手里捧着记录簿。
他没看我,只将药匣轻轻放在桌上,声音不高,却压住了风雨声:
“封存所有药品,重测三十七味常用药材。”
顿了顿,他又道:“召集全镇识字者,组成‘百人审方团’,公开复核每一味药的产地、炮制、配伍逻辑。不许删改,不容隐瞒,一字一句,曝于日光之下。”
众人领命而去。
我站在角落,看着他擦干手,提笔写下第一行指令,动作沉稳如山。
忽然,他抬眼望来:“你回来了。”
我没答。
他也不等我答,只淡淡道:“这次若压下去,以后就再没人敢信这套规矩了。”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不是一次误诊,是一场信仰的地震。
第二天清晨,我在人群中默默递上一份手绘图表——薄麻纸上,用炭笔细致描绘了黄连霉变前后的显微纹理差异,旁边标注着肉眼可察的断面色泽、气味变化与毒性关联。
那是我穿书初期,在现代实验室的记忆碎片拼凑而成的东西。
曾经我以为这是金手指,后来才发现,它只是工具。
真正厉害的,是愿意相信“方法比权威更可靠”的人。
渠童接过图,看了很久,什么也没说,只将其钉在公示墙最中央。
第三日黎明前,天光未亮。
镇中心广场已聚满了人。
火把映着每一张脸,有愤怒,有恐惧,也有期待。
渠童立于高台,手中捧着最终核查报告。
他翻开第一页,嗓音穿透晨雾:
“今日之失——”第401章 谁在踩泥巴(续)
错不可免,瞒才可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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