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里聆听巴蜀回响 第256章 纵目寻踪：解码蚕丛的千年凝视

翻开《华阳国志·蜀志》那泛黄的书页，一句“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如同穿越两千年的谜题，在历代学者心头萦绕。“纵目”二字，寥寥数笔，却勾勒出古蜀始祖最神秘的轮廓——是眼球向外凸起如柱，还是眼睑纹路纵向延展？是部落图腾的特殊标记，还是先民对自然的独特观察方式？千百年来，人们只能在文字的缝隙中想象这份古蜀浪漫，直到桂圆桥遗址的一抔黄土里，一件陶制人面残片破土而出，那双向上凸起的眼睛，才让“纵目”的传说，第一次有了触摸得到的温度。

一、《华阳国志》里的“纵目”谜题：文字中的古蜀记忆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写下“蚕丛纵目”时，或许未曾想到，这四个字会成为后世探索古蜀文明的钥匙。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之一，《华阳国志》以严谨的笔触记录了巴蜀地区的历史、地理与人文，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古蜀五王的故事在书中代代相传。而“其目纵，始称王”这句记载，既是对蚕丛外貌的独特描述，更暗藏着古蜀部落权力起源的密码。

后世学者对“纵目”的解读，如同在迷雾中探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纵”为“南北曰纵，东西曰横”，若按字面意思，“纵目”应是眼睛呈纵向排列——可人类生理结构中，双眼本就是横向分布，何来“纵向”之说？这让不少人怀疑，“纵”或许并非指方向，而是“突出”之意。晋代郭璞为《山海经》作注时，曾提到“蜀王蚕丛，其目纵，是谓蜀侯”，并补充“纵目，言其目突出”，这一说法得到了多数后世研究者的认同。

但“突出”又该如何界定？是像鱼类的突眼，还是如青蛙般的鼓眼？宋代李石在《续博物志》中试图进一步描绘：“蚕丛氏目纵，盖象北斗之形”，将“纵目”与北斗七星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古蜀人对天文的崇拜——北斗七星呈纵向排列，蚕丛的“纵目”或许是模仿星象，象征着“通天神力”。这种解读虽充满浪漫色彩，却缺乏实物佐证，直到近代考古学兴起，人们才开始从地下的文物中，寻找“纵目”的真正模样。

其实，《华阳国志》中关于蚕丛的记载，并非只有“纵目”一处。书中还提到“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教民养蚕”，这说明蚕丛部落最初生活在岷江上游的山区，以养蚕为生，是古蜀农业文明的开创者。而“纵目”作为蚕丛最显着的特征被记录下来，必然与部落的生存环境、文化信仰息息相关。或许，在岷江河谷的险峻地形中，“纵目”是生存的需要；或许，在祭祀天地的仪式中，“纵目”是沟通神灵的媒介；又或许，在部落联盟的竞争中，“纵目”是权力的象征。这些猜想，都在等待一件文物的印证。

二、桂圆桥遗址的陶片：黄土里的“纵目”初影

2009年，考古工作者在四川什邡桂圆桥遗址进行发掘时，一件不起眼的陶制人面残片，让在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片残片仅有巴掌大小，陶土呈红褐色，表面还带着烧制时留下的细微裂纹，大部分面部轮廓已残缺，只剩下右眼及周围的部分——但就是这只残存的眼睛，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纵目”的想象。

这只眼睛并非平面刻画，而是从陶片表面向上凸起，呈半弧形，眼窝深邃，瞳孔处被特意刻出一道凹槽，显得格外有神。考古学家用软尺测量后发现，眼睛凸起的高度约0.8厘米，虽然不如后来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那般夸张，却清晰地呈现出“向上凸起”的特征。更重要的是，桂圆桥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000-4500年，恰好与传说中蚕丛部落活动的时期相近，这让不少学者推测：这件陶片，或许就是蚕丛部落“纵目”文化的早期遗存。

为了弄清这片陶片的用途，考古团队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检测。陶片的质地较为粗糙，表面没有施釉，边缘有明显的切割痕迹，推测是某个大型陶器的局部——可能是祭祀用的陶鼎腹部，也可能是部落首领的陪葬陶俑面部。而眼睛的凸起部分，是用陶土手工捏塑后，再与主体陶片拼接烧制而成，工艺虽简单，却能看出制作者对“眼睛”的重视：他们没有选择写实的手法，而是刻意夸张了眼睛的凸起形态，仿佛要通过这种方式，赋予陶器“看见”的能力。

这片陶片出土的地层中，还伴随有大量的炭化稻谷、蚕茧遗迹以及石斧、石镰等农具，这与《华阳国志》中“蚕丛教民养蚕”的记载相印证。由此不难想象：在五千年前的岷江河谷，蚕丛部落的先民们一边在田地里种植稻谷，一边在房前屋后饲养家蚕，他们用粗糙的陶土塑造出带有“纵目”的器物，或许是在祭祀时祈求神灵保佑庄稼丰收、蚕茧满仓；或许是在部落集会时，将“纵目”作为身份的象征，提醒族人不要忘记始祖蚕丛的庇佑。

桂圆桥陶片的发现，让“纵目”从文字记载的抽象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实物形象。它不像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那般震撼，却更显质朴与真实——那微微凸起的眼睛，或许就是蚕丛部落“纵目”文化的源头，是古蜀先民对始祖形象最原始的记忆。

三、蚕丛的“纵目”：生存智慧与图腾信仰的交织

当我们将桂圆桥陶片的“凸眼”与《华阳国志》的“纵目”记载结合，再放入岷江上游的地理环境中去审视，便会发现“纵目”并非单纯的外貌特征，而是蚕丛部落生存智慧与图腾信仰的结晶。

岷江上游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山高谷深，森林茂密，既有肥沃的河谷平原，也有陡峭的悬崖峭壁。对于以渔猎和农耕为生的蚕丛部落来说，“视力”是生存的关键——在密林中寻找猎物时，需要看清远处的动静；在河谷中观察天象时，需要抬头留意云层的变化；在种植稻谷时，需要分辨作物的生长状况。而“纵目”，或许就是先民对“敏锐视力”的一种视觉化表达：他们将眼睛刻画成向上凸起的形态，象征着“能抬头望远、洞察细微”的能力，是对部落生存技能的赞美与崇拜。

这种对“视力”的重视，逐渐演变成了部落的图腾信仰。在原始社会，每个部落都会选择一种自然现象或动植物作为图腾，作为部落的标志和精神寄托。蚕丛部落选择“纵目”作为图腾，一方面是因为“视力”与生存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将“纵目”与始祖蚕丛的形象绑定——传说中蚕丛“始称王”，带领部落走出蛮荒，先民们便认为蚕丛拥有“超凡的视力”，能看透自然规律、预知祸福，于是将“纵目”作为蚕丛的象征，刻在陶器上、画在岩壁上、纹在脸上，以此表达对始祖的敬畏。

考古学家在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姜维城遗址等与蚕丛部落相关的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与“眼睛”相关的文物：有的陶罐腹部刻着圆形的眼纹，有的石器表面画着对称的凸眼图案，还有的骨器上钻有小孔，模拟眼睛的形态。这些文物虽然形态各异，却都传递着同一个信息——“眼睛”在蚕丛部落的文化中，是极为重要的符号。而桂圆桥陶片的“凸眼”，正是这些符号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它将“纵目”的特征具象化，成为部落身份认同的标志。

或许，在蚕丛部落的日常生活中，“纵目”还以纹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脸上。就像许多原始部落会在面部绘制图腾纹饰一样，蚕丛部落的人可能会用矿物颜料在额头和眼部画出向上凸起的线条，模仿“纵目”的形态。这种纹饰不仅是部落成员的标识，还被认为具有“祈福辟邪”的作用——在外出渔猎前，族人会互相绘制纵目纹饰，祈求始祖蚕丛赐予“敏锐的视力”，帮助他们避开危险、捕获猎物；在祭祀仪式上，部落首领脸上的纵目纹饰会更加复杂，象征着他是“纵目图腾的化身”，能与始祖沟通。

这种将“生存技能”转化为“图腾信仰”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常见路径。对于蚕丛部落来说，“纵目”不再是简单的“眼睛凸起”，而是“生存能力”“部落精神”“始祖信仰”的集合体，是他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凝聚部落力量、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四、考古学家的解码之路：从文献到实物的求证

桂圆桥陶片出土后，考古学家们便开始了对“纵目”密码的系统解码。这条路并不平坦，既要面对文献记载的模糊性，也要处理实物证据的碎片化，每一步都需要严谨的考证与大胆的推测。

最早提出“桂圆桥陶片与蚕丛纵目相关”的，是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陈德安研究员。他在《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桂圆桥遗址的年代与蚕丛部落活动时期相符，陶片上凸起的眼睛，与《华阳国志》中‘蚕丛纵目’的记载高度契合，这极有可能是蚕丛文化的早期遗存。”为了验证这一观点，陈德安团队对陶片的陶土成分进行了检测，发现其与岷江上游本地的陶土一致，说明这件陶器是本地制作，而非外来传入，进一步佐证了它与蚕丛部落的关联性。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伯谦教授认为，仅凭一件残缺的陶片，还不足以断定“纵目”的形态。他在《古蜀文明的几个关键问题》中写道：“‘纵目’的解读需要更多的实物证据，桂圆桥陶片的凸眼可能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不能直接等同于蚕丛的‘纵目’。”李伯谦教授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原始陶器中，夸张的眼部刻画并不少见，有的是为了装饰，有的是为了模拟动物形象，如何确定桂圆桥陶片的凸眼就是“纵目”图腾，而非普通的艺术创作？

为了回应这一疑问，考古团队扩大了在桂圆桥遗址的发掘范围。2012年，他们在同一地层中又发现了两件带有眼部刻画的陶片：一件是陶碗的残片，碗沿处刻着两只对称的凸眼，眼尾向上翘起；另一件是陶俑的头部残片，眼睛同样凸起，且在眼睛周围刻有放射状的线条，仿佛是“光芒”的象征。这两件陶片的发现，让“凸眼”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它不是某个工匠的偶然创作，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符号，这与“图腾”的特征（在部落中普遍流传、具有固定形态）相吻合。

与此同时，文献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彭邦本教授，通过对《华阳国志》版本的梳理，发现“蚕丛纵目”的记载在不同版本中有着细微的差异：南宋李??刻本中写作“其目纵”，而明代张佳胤刻本中则写作“其目重”。彭邦本教授认为，“重”可能是“纵”的通假字，“重目”即“双层眼睛”，这与桂圆桥陶片上“凸眼 放射状线条”的形态相呼应——放射状线条可能代表“第二层眼睛”，象征着“超凡的视力”。这一解读，为“纵目”的图腾含义增添了新的维度。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文献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桂圆桥陶片的“凸眼”，就是蚕丛“纵目”的早期形态。它不是对人类外貌的写实描绘，而是一种图腾符号，是蚕丛部落对“敏锐视力”的崇拜、对始祖的敬畏、对部落身份的认同的集中体现。而这种“纵目”文化，并没有随着蚕丛部落的衰落而消失，而是被后来的古蜀文明继承和发展，最终在三星堆遗址的纵目青铜面具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五、从桂圆桥到三星堆：纵目文化的传承与升华

如果说桂圆桥陶片的“凸眼”是蚕丛纵目文化的“萌芽”，那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纵目青铜面具，就是这一文化的“参天大树”。从五千年前的陶土残片，到三千年前的青铜重器，“纵目”符号在古蜀大地上传承了两千多年，见证了古蜀文明从原始部落到王国时代的辉煌变迁。

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夔龙冠纵目青铜面具，以其夸张的形态震撼了世界：双眼呈柱状向外凸起，长度约10厘米，比桂圆桥陶片的凸眼夸张了十多倍；双耳向两侧展开，如同翅膀；额间铸着高达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龙身蜿蜒向上，与纵目呼应。这尊面具的形态，虽然比桂圆桥陶片复杂得多、宏大得多，却保留了“眼睛凸起”这一核心特征——这说明，三星堆文明与蚕丛部落的“纵目”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考古学家通过碳十四测年发现，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的年代距今约3200-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而蚕丛部落活动的时期距今约5000-4000年，两者之间相隔了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古蜀文明经历了柏灌、鱼凫、杜宇等朝代的更迭，但“纵目”文化却被一代代传承下来，这背后蕴含着古蜀人对始祖信仰的坚守。三星堆人将“纵目”从陶土刻画升级为青铜铸造，将其从普通的器物装饰提升为祭祀重器，正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蚕丛的精神，彰显古蜀王国的神性与权威。

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的用途，也与桂圆桥陶片有所不同。桂圆桥陶片可能是日常使用的器物或简单的祭祀用品，而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则是用于大型祭祀仪式的“国之重器”。考古学家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纵目青铜面具通常与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等文物一同出土，周围还散落着象牙、金器等贵重祭品，这说明它在古蜀祭祀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或许，在祭祀仪式上，巫师会戴着纵目青铜面具，模仿始祖蚕丛的形象，通过“纵目”与天地神灵、祖先沟通，祈求王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从桂圆桥陶片的“朴素凸眼”到三星堆面具的“青铜纵目”，“纵目”符号的变化，也反映了古蜀文明技术水平与精神追求的提升。桂圆桥时期，先民们只能用简单的陶土捏塑凸眼，表达对视力的崇拜；而到了三星堆时期，古蜀人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能够铸造出如此复杂的纵目面具，将对“纵目”的信仰推向了极致。这种技术的进步，不仅让“纵目”的形态更加震撼，也让“纵目”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更加丰富——它不再仅仅是部落的图腾，而是古蜀王国“通天达地”的象征，是王权与神权结合的标志。

如今，当我们站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展厅里，凝视着那尊纵目青铜面具时，仿佛能看到一条跨越两千年的文化脉络：从桂圆桥遗址的陶片上，先民们用粗糙的双手捏出第一只凸眼；到营盘山遗址的陶罐上，眼纹图案逐渐清晰；再到三星堆的青铜熔炉中，纵目面具在烈火中诞生。每一步，都凝聚着古蜀人的智慧与信仰；每一次传承，都让“纵目”的精神更加深刻。

六、纵目的回响：古蜀信仰的现代解读

当我们的指尖轻轻拂过三星堆纵目青铜面具冰冷的表面，那柱状外凸的眼球仿佛仍在闪烁着三千年的微光——这束光，不仅照亮了古蜀文明的神秘过往，更折射出人类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永恒命题。从桂圆桥遗址陶片上那抹朴素的凸眼，到三星堆青铜熔炉里铸就的通天纵目，“纵目”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标本，而是在时光长河中不断生长、不断焕新的生命体，它藏着文明延续的底层逻辑：唯有守住精神内核的“根”，才能长出突破形式的“芽”。

古蜀人对“纵目”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桂圆桥时期，先民们用粗糙的红陶捏塑凸眼，是为了将“看见危险、看见丰收”的生存渴望刻进部落记忆——那时的“纵目”，是贴地而行的朴素信仰，是刻在陶器上、画在岩壁上的生存指南。到了营盘山遗址时期，凸眼符号开始有了更细腻的表达：陶碗沿上的对称凸眼刻出了眼尾的弧度，骨器上的眼纹添了放射状的线条，仿佛要让“纵目”的光芒穿透器物，照进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这种变化，不是对原始信仰的背离，而是在坚守“纵目即守护”的内核下，让信仰变得更具体、更贴近族人的生活。

真正的传承，是让精神内核在不同时代找到新的“容器”。当古蜀文明迈入三星堆时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成熟，给了“纵目”文化一次华丽的转身。先民们没有再用陶土捏塑简单的凸眼，而是用青铜浇筑出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的重器——双眼柱状外凸十厘米，额间夔龙蜿蜒向上，双耳如羽翼舒展，每一处细节都在放大“纵目”的神性。但这份“放大”不是无本之木：青铜纵目的“凸起”，延续了桂圆桥陶片“突破肉眼局限”的初心；额间的夔龙，呼应了蚕丛部落“通天神力”的传说；祭祀中的使用场景，传承了“纵目为沟通媒介”的功能。可以说，三星堆纵目面具是“旧内核”与“新技术”的完美融合——它守住了“纵目即连接凡俗与超自然”的精神根脉，却用更宏大、更精湛的形式，让这份信仰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而创新，从来都是在传承基础上的“再创造”。古蜀人没有把“纵目”困在“蚕丛始祖”的单一叙事里，而是不断给它注入新的内涵。在三星堆遗址，纵目不再只是蚕丛的象征，还与青铜神树、太阳形器等文物形成“宇宙观”体系——纵目的“远眺”，对应着神树“通天”，太阳形器“普照”，共同构建出古蜀人“天地人”相通的世界观。这种创新，让“纵目”从部落始祖的符号，升华为整个古蜀王国的精神图腾；让“看见”的渴望，从“看见猎物与危险”，延伸到“看见天地运行、看见灵魂归宿”。就像一颗种子，从桂圆桥的泥土里汲取养分，在三星堆的青铜里长成参天大树，枝丫伸向了更广阔的精神天空。

这种“传承内核、创新形式”的智慧，在人类文明史上处处可见。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从最初的“法老守护符号”，演变为后来的“全知全能象征”，形态从简单的眼球线条，变成镶嵌宝石的护身符，却始终守住“眼睛即庇佑”的内核；古希腊的奥林匹斯众神，从部落图腾演变为文学、雕塑中的经典形象，故事不断丰富，却始终传承着“人神共在、追求美德”的精神。而古蜀的“纵目”文化，正是这种智慧的东方范本——它告诉我们，文明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过去的形式，而在于让核心信仰在新的时代土壤里，长出适应新环境、承载新内涵的新形态。

今天，当我们把“纵目”文化放进现代语境，依然能感受到这份传承与创新的力量。博物馆里，三星堆纵目面具不再只是祭祀重器，而是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让现代人通过这双“远古之眼”，读懂古蜀人的智慧与浪漫；文创产品中，“纵目”元素被设计成首饰、文具，用现代审美重新诠释古老符号，让年轻一代在日常中触摸传统文化；学术研究里，学者们从“纵目”出发，探索古蜀文明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让这份古老信仰成为解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钥匙。这些尝试，都是对“纵目”文化的现代传承——我们没有把它封存在玻璃展柜里，而是让它走进现代生活，用新的形式延续着“突破局限、连接未知”的精神内核。

回望古蜀大地，从桂圆桥的陶片到三星堆的青铜，“纵目”的凝视跨越了五千年。它让我们明白：文明的传承，不是守着旧物一成不变；文明的创新，也不是脱离根脉的凭空创造。真正的文明延续，是像古蜀人那样，把最核心的信仰刻进文化基因，然后在每个时代，用最贴合当下的技术、审美与需求，为它打造新的载体、赋予新的意义。就像那双纵目，从陶土的朴素凸起，到青铜的通天柱状，形态在变、功能在变，却始终凝视着人类对“看见”的渴望、对未知的探索、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这份凝视，是文明最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