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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阅读 > 其他 > 在时光里聆听巴蜀回响 > 第249章 解码18根“神树主枝”的方向密码与文化寓意

引言:从“数量对应”到“方向寓意”——解开古蜀人的空间信仰

当三维建模技术证实陶瓮18道刻痕与青铜神树18根主枝的“毫米级”对应时,考古研究的焦点从“复刻精度”转向了更深层的“方向寓意”。为何18根主枝要呈现“6北、5南、4东、3西”的非均匀分布?这种看似随意的数量差异,是否暗藏着古蜀人对天地空间、自然规律乃至祭祀逻辑的认知?通过结合古蜀天文历法、地理环境、祭祀传统与多学科研究(考古天文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我们发现,这种方向与数量的设定绝非匠人偶然为之,而是古蜀人以“神树为宇宙模型”,对“天地空间秩序”“太阳运行规律”“祭祀功能需求”的三重编码,每一根枝桠的方向与数量,都是古蜀文明宇宙观、自然观与信仰观的浓缩体现。

一、6根北倾枝桠:北向为“祭祀核心”——古蜀人的“神圣方位”编码

在古蜀文化的空间认知中,“北向”并非普通的地理方向,而是承载着“祭祀核心、祖先归宿、神灵降临”三重神圣寓意的特殊方位,18根主枝中6根向北倾斜,且刻痕最深、位置最显眼,正是古蜀人将“北向”设定为“神圣核心方位”的直接实证。

1. 北向与三星堆祭祀区的“核心朝向”高度吻合

三星堆祭祀区的考古布局,为“北向神圣”提供了最直接的空间证据。已发掘的K1、K2、K3、K4等祭祀坑,均呈“南北向”分布,坑体的北部为“祭祀活动区”——考古人员在祭祀坑北侧发现了大量祭祀踩踏痕迹、燃烧后的炭灰、散落的祭品(如象牙碎片、玉器残件),而坑体南部则为“器物埋藏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等核心祭祀器物均头朝北方、尾向南方埋藏。这种“北为祭、南为藏”的布局,说明古蜀人在祭祀时,主要活动区域在北侧,祭祀的“朝向”也以北方为核心——他们面向北方跪拜,祈求神灵从北方降临,将核心器物朝向北方,象征器物承载的神灵与北方的“天界核心”相连。

青铜神树作为祭祀坑中的“宇宙枢纽”,其6根北倾枝桠正对着祭祀区的“北向核心”,与祭祀者的朝向完全一致。从三维模型还原的祭祀场景来看:当古蜀人站在祭祀坑北侧祭拜时,6根北倾枝桠恰好处于他们的“正前方视野”中,枝桠上的神鸟、果实清晰可见,成为“人神沟通”的视觉焦点;而陶瓮上对应的6道北倾刻痕,不仅深度最深(1.2毫米),且分布在陶瓮腹部最显眼的位置,正是对这种“北向视觉焦点”的复刻——让祭祀者在祭拜陶瓮时,能第一时间看到北倾刻痕,联想到神树北倾枝桠与北向神圣方位,强化“面向北方、沟通神灵”的祭祀仪式感。

2. 北向与古蜀“祖先归宿”的信仰关联

古蜀的神话传说与文献记载,进一步印证了北向与“祖先归宿”的关联。《蜀王本纪》记载:“望帝(古蜀先王)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而《华阳国志·蜀志》则补充:“望帝禅位于鳖灵,升西山隐焉。”这里的“西山”,据考古地理学家考证,指的是四川盆地西侧的龙门山脉,而龙门山脉在三星堆祭祀区的“正北方向”——古蜀人认为,先王望帝去世后,灵魂升入正北方向的西山,成为守护蜀地的“祖先神灵”。因此,北向不仅是祭祀的朝向,更是“祖先灵魂居住的方位”,是古蜀人心中“生命归宿”的象征。

青铜神树的6根北倾枝桠,在古蜀人的认知中,正是“连接人间与祖先神灵”的通道——枝桠向北倾斜,指向西山方向,象征祖先的灵魂可沿枝桠从西山降临,人间的祭祀诉求也可沿枝桠传递给祖先。这种信仰反映在陶瓮刻痕上,便是6道北倾刻痕的“向心汇聚”(延长线指向太阳纹中心)——既象征枝桠托举太阳(天界神灵),也象征枝桠连接北方的祖先,形成“祖先-神树-太阳”的信仰闭环。考古人员在陶瓮北倾刻痕旁发现的“人形刻痕残迹”(仅存双手上举的轮廓),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人形刻痕面向北倾刻痕,双手上举,模拟祭祀者向北方祖先祈祷的姿态,说明北倾刻痕与“祖先崇拜”深度绑定。

3. 6根北倾枝桠的“数量寓意”:对应古蜀“六气”观念

6根北倾枝桠的数量“6”,同样暗藏文化密码。在古蜀文明中,“6”并非随机数字,而是与“天地六气”的观念相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上,常刻有“六道平行纹路”,考古学家结合《吕氏春秋·季春纪》中“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的记载,推测古蜀人认为“天地间存在六种气”(天三气、地三气),这六种气相互交融,孕育万物,而“6”正是“天地六气”的象征数字。

将6根北倾枝桠与“六气”关联,寓意“祖先神灵与天地六气一同降临”——北倾枝桠不仅是祖先灵魂的通道,还承载着天地间的生机之气,通过枝桠传递到人间,保佑蜀地草木繁盛、农业丰收。这种寓意在陶瓮上的体现,便是北倾刻痕旁的“谷物刻痕”(考古人员在陶瓮北倾刻痕间隙发现了细微的谷穗图案):谷穗朝向北倾刻痕生长,象征在天地六气与祖先神灵的庇佑下,谷物得以丰收,进一步强化了“北向为神圣核心”的文化认知。

二、5根南倾枝桠:南向为“万物生长”——古蜀人的“自然规律”编码

与北向的“神圣核心”不同,南向在古蜀文化中是“阳气生发、万物生长”的方位,18根主枝中5根向南倾斜,且刻痕稍浅、枝桠末端收拢,对应着古蜀人对“南方阳气、农业生长”的观察与信仰,是他们将“自然规律”融入神树模型的关键设计。

1. 南向与四川盆地的“阳气汇聚”地理特征

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南向”是阳气最充足的方位。盆地北有秦岭、大巴山阻挡冷空气,南有云贵高原的缺口,使南方的暖湿气流能顺利进入盆地;同时,盆地内的太阳轨迹多偏南,尤其是在农作物生长的春季(农历二月至四月),太阳高度角较低,阳光主要从南方照射过来,使盆地南部区域的日照时间更长、温度更高,成为“阳气汇聚”之地——古蜀人以农业为生,长期观察到“南方的庄稼长势更好”“南方的草木更早发芽”,因此将南向与“阳气生发、万物生长”关联,视其为“农业生机”的象征方位。

青铜神树的5根南倾枝桠,正是对“南向阳气”的模拟。从三维模型的“光照分析”来看:在春季(古蜀主要的播种与祭祀季节),阳光从南方照射神树,5根南倾枝桠恰好能最大程度接收阳光,枝桠上的果实(象征农作物)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饱满,模拟“阳气滋养果实生长”的场景;而枝桠末端“向内收拢”的形态,并非随意设计——考古人员通过观察盆地南部的树木(如岷江流域的楠木)发现,这些树木的南向枝条因长期受暖湿气流影响,末端会自然向内收拢,以减少水分蒸发,神树南倾枝桠的“收拢形态”,正是对这种自然树木特征的复刻,体现古蜀人“师法自然”的造物理念。

陶瓮上对应的5道南倾刻痕,深度稍浅(0.8毫米),且末端向内弯曲,完美还原了枝桠的“收拢形态”与“南向阳气”的关联。在祭祀活动中,古蜀人将陶瓮放置在祭祀坑南侧(器物埋藏区),让南倾刻痕朝向南方,象征“神树的南倾枝桠吸收南方阳气,传递给陶瓮中的祭品(谷物、美酒)”,祈求祭品能承载阳气,进而让人间的农作物获得充足的阳气滋养,实现丰收。

2. 5根南倾枝桠的“数量寓意”:对应古蜀“五谷”信仰

5根南倾枝桠的数量“5”,与古蜀的“五谷信仰”直接相关。古蜀的农业以种植“五谷”为主,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杜宇教民种植的“五谷”,考古发现证实为水稻、粟、黍、麦、豆——这五种农作物是古蜀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因此“5”成为古蜀文化中“农业丰收、族群繁衍”的象征数字。

青铜神树的5根南倾枝桠,每根枝桠上都悬挂着不同的“果实”(通过三维模型观察,5根枝桠的果实形态各异,分别对应稻穗、粟粒、黍子、麦粒、豆荚的形状),象征“五谷生长在南向的枝桠上,吸收阳气而成熟”;陶瓮上的5道南倾刻痕,间隙中刻有细微的“五谷图案”(稻穗纹、粟粒纹等),且刻痕末端的弯曲弧度与稻穗成熟时“下垂收拢”的形态一致,进一步强化了“5根南倾枝桠对应五谷”的寓意。这种设计让神树不仅是“宇宙枢纽”,更是“农业丰收的象征”,让陶瓮成为“祈求五谷丰登”的祭祀载体,体现古蜀人“敬畏自然、依赖农业”的生存智慧。

三、4根东倾枝桠:东向为“太阳升起”——古蜀人的“天文历法”编码

东向在古蜀文化中是“太阳升起、时间起始”的方位,18根主枝中4根向东倾斜,且呈现“上扬弧度”、刻痕深度“中间深两端浅”,对应着古蜀人对“太阳东升、昼夜交替”的天文观察,是他们将“天文历法”融入神树模型的核心设计,暗藏着对“时间秩序”的认知。

1. 东向与古蜀“太阳崇拜”的核心关联

古蜀是典型的“太阳崇拜”文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四鸟绕日图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均证明太阳是古蜀人最核心的崇拜对象之一。而太阳“东升西落”的运行规律,使东向成为“太阳诞生、光明起始”的方位——古蜀人认为,每天清晨,太阳从东方的“汤谷”(据《山海经》记载,为太阳栖息之地)升起,神鸟驮着太阳飞越天空,带来光明与温暖,因此东向是“光明之源、生命之源”的象征。

青铜神树的4根东倾枝桠,设计上完全贴合“太阳东升”的轨迹。从三维模型的“太阳轨迹模拟”来看(模拟三星堆地区春分日的太阳运行路径):清晨6点左右,太阳从东方地平线升起,此时4根东倾枝桠恰好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枝桠呈现“上扬弧度”(与水平面的夹角从15°增至25°),模拟“太阳逐渐升高、枝桠向上迎接太阳”的动态场景;枝桠上的神鸟雕像面朝东方,仿佛正准备展翅飞向太阳,与“神鸟驮日”的信仰完全吻合。这种“动态复刻”让神树不再是静态的器物,而是“太阳运行的微观模型”,4根东倾枝桠成为“连接神树与东方太阳”的纽带。

陶瓮上对应的4道东倾刻痕,通过“深度变化”(中间深、两端浅)还原了这种“迎接太阳”的视觉效果:刻痕中间段(对应枝桠中段,太阳升起时最显眼的部分)深度达1.0毫米,两端(对应枝桠根部与末端,视觉上较模糊的部分)深度减至0.5毫米,模拟“太阳照射下,枝桠中段最亮、两端渐暗”的光影效果。同时,刻痕的上扬弧度与太阳升起时的“仰角变化”完全一致,让祭祀者看到刻痕时,能直观联想到东方升起的太阳,强化“太阳崇拜”的仪式感。

2. 4根东倾枝桠的“数量寓意”:对应古蜀“四季”与“四方”观念

4根东倾枝桠的数量“4”,在古蜀文化中具有双重寓意:一是对应“四季”,二是对应“四方”,体现古蜀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整合认知。

从“四季”来看,古蜀人通过长期观察太阳的运行轨迹,已掌握“四季更替”的规律——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关键节气,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播种、生长、收获、储藏周期。4根东倾枝桠分别对应这四个节气的“太阳东升方位”:春分与秋分,太阳从正东方升起,对应中间两根东倾枝桠;夏至太阳从东北方升起,对应北侧一根东倾枝桠;冬至太阳从东南方升起,对应南侧一根东倾枝桠。三维模型的“节气太阳方位模拟”显示,4根枝桠的倾斜角度,恰好与四个节气太阳升起的方位角完全匹配(误差不超过2°),证明枝桠数量“4”是对“四季”的编码。

从“四方”来看,古蜀人将天地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位,其中东方为“少阳”(阳气初生),与4根东倾枝桠的“阳气生发”特征一致。同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等礼器,常以“4”为基本数量单位(如4个面、4道纹路),证明“4”是古蜀文化中“四方完整、天地有序”的象征数字。4根东倾枝桠作为“东方方位的代表”,与后续的3根西倾枝桠(西方)、6根北倾枝桠(北方)、5根南倾枝桠(南方)共同构成“四方方位体系”,使神树成为“浓缩的天地四方模型”。

四、3根西倾枝桠:西向为“太阳归宿”——古蜀人的“生命循环”编码

西向在古蜀文化中是“太阳归宿、灵魂安息”的方位,18根主枝中3根向西倾斜,且呈现“下垂趋势”、刻痕最浅,对应着古蜀人对“太阳西落、生命循环”的认知,是他们将“生死信仰”融入神树模型的深层设计。

1. 西向与古蜀“太阳归宿”的信仰关联

与东向的“太阳升起”相对,西向是古蜀人认知中“太阳落下、进入冥界”的方位。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古蜀人借鉴了这种“日月所入”的观念,认为每天傍晚,太阳从西方的“昧谷”落下,神鸟带着太阳进入地下的“冥界”,完成一天的运行;同时,西方也是“冥界入口、灵魂安息”的方位——人死后,灵魂会沿西方的通道进入冥界,等待下一次生命的循环。

青铜神树的3根西倾枝桠,设计上贴合“太阳西落”的轨迹与“灵魂安息”的信仰。从三维模型的“太阳轨迹模拟”来看(模拟三星堆地区春分日的太阳运行路径):傍晚6点左右,太阳从西方地平线落下,3根西倾枝桠朝向太阳落下的方向,呈现“下垂趋势”(与水平面的夹角从10°减至5°),模拟“太阳逐渐下落、枝桠向下送别太阳”的场景;枝桠上的神鸟雕像面朝西方,翅膀微收,仿佛正陪伴太阳进入冥界,与“神鸟护日”的信仰一致。同时,3根枝桠的根部雕刻有“蛇纹”(古蜀文化中“冥界守护者”的象征),象征冥界的神灵守护着太阳与灵魂的通道,进一步强化“西向为冥界入口”的寓意。

陶瓮上对应的3道西倾刻痕,通过“深度最浅”(0.5毫米)与“末端下垂”(刻痕末端深度减至0.3毫米)还原了这种“太阳西落、灵魂安息”的氛围:刻痕整体较浅,模拟“傍晚夕阳西下,光线渐暗,枝桠模糊”的视觉效果;末端的下垂感,对应枝桠“随太阳下落而低垂”的形态,同时象征“灵魂沿刻痕向下进入冥界”。考古人员在西倾刻痕旁发现的“云纹刻痕”(象征冥界的云雾),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寓意——云纹呈“向下缠绕”的形态,与西倾刻痕的下垂趋势呼应,共同构建出“灵魂在云雾护送下,沿西倾枝桠进入冥界”的祭祀想象。

2. 3根西倾枝桠的“数量寓意”:对应古蜀“三界”与“三时”观念

3根西倾枝桠的数量“3”,在古蜀文化中同样具有深层内涵,既对应“天、地、人”三界,也对应“日出、日中、日落”三时,是古蜀人对“宇宙结构”与“时间阶段”的高度浓缩。

从“三界”来看,古蜀人信奉“天、地、人”三界共存的宇宙观——天界是太阳、神灵居住之地,地界是人类生存的人间,冥界(地下)是灵魂安息之地。3根西倾枝桠分别对应这三界的“连接通道”:最上方的西倾枝桠连接天界,象征太阳从天界进入冥界;中间的枝桠连接地界,象征人类灵魂从人间进入冥界;最下方的枝桠连接冥界,象征灵魂在冥界安息。三维模型的“剖面分析”显示,3根西倾枝桠的根部深度不同(最上方枝桠根部距神树顶部2.1米,中间距顶部2.5米,最下方距顶部2.9米),恰好对应“天界-地界-冥界”的垂直分层,证明枝桠数量“3”是对“三界”的编码。

从“三时”来看,古蜀人将一天分为“日出(旦)、日中(午)、日落(暮)”三个核心时段,其中“日落”是“白天与黑夜的分界”,也是“太阳进入冥界的开始”,与西向的“太阳归宿”属性高度契合。3根西倾枝桠分别对应这三个时段的“太阳状态”:最上方的枝桠对应日出,象征太阳在东方升起时,已注定傍晚要从西方落下;中间的枝桠对应日中,象征太阳运行至天空正中时,开始向西移动;最下方的枝桠对应日落,象征太阳最终从西方落下进入冥界。这种设计让3根西倾枝桠不仅是“西向的象征”,更成为“一天时间循环”的微观载体,体现古蜀人“时间与空间相互关联”的认知逻辑。

五、18根主枝的“数量总和”与方向分布的深层逻辑:古蜀人的“宇宙秩序”全景编码

当我们将18根主枝的“方向寓意”与“数量寓意”结合,会发现其“6北、5南、4东、3西”的分布,并非孤立的数字叠加,而是古蜀人以“神树为宇宙模型”,对“神圣方位、自然规律、天文历法、生命循环”的全景式编码,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向,都在构建一个“秩序井然的宇宙体系”。

1. 18根主枝:对应古蜀“十八宿”天文观念

18根主枝的总数“18”,首先与古蜀人的“十八宿”天文观念相关。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琮”上,考古人员发现了18道均匀分布的刻痕,结合《华阳国志·蜀志》中“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与天文考古研究,推测古蜀人曾观测到“十八宿”(不同于中原的“二十八宿”),将天空分为18个区域,每个区域对应一个星宿,作为观测太阳、月亮运行与制定历法的依据。

青铜神树的18根主枝,正是对“十八宿”的模拟——每根主枝代表一个星宿,18根主枝环绕树干分布,象征18个星宿环绕天空运行;而“6北、5南、4东、3西”的分布,对应18个星宿在天空不同方位的数量(北方6宿、南方5宿、东方4宿、西方3宿)。三维模型的“星空模拟”(还原三星堆地区商代晚期的星空)显示,18根主枝的倾斜角度与18个星宿的方位角完全匹配,甚至连枝桠上果实的数量(每根枝桠3颗果实),都与对应星宿的“星等”(亮度等级)相关(亮星对应3颗果实,暗星对应1-2颗果实),证明18根主枝是古蜀人“观象授时”的“天文仪器模型”,神树不仅是祭祀礼器,更是古蜀人理解天空秩序的“宇宙缩影”。

陶瓮上的18道刻痕,作为神树主枝的复刻,自然也承载着“十八宿”的寓意。刻痕以太阳纹为中心环绕分布,象征18个星宿环绕太阳运行,与古蜀人“太阳为中心”的天文认知一致;而刻痕的方向与深度差异,对应星宿在不同方位的“可见度”(北方星宿在夜间最易观测,对应刻痕最深;西方星宿可见度最低,对应刻痕最浅),进一步证明古蜀匠人对天文知识的精准运用。

2. 方向数量的“递减逻辑”:对应古蜀“能量强弱”的空间认知

18根主枝“6北、5南、4东、3西”的数量递减,还暗藏着古蜀人对“空间能量强弱”的认知——北方(6根)是“神圣能量最强”的方位,南方(5根)次之,东方(4根)再次之,西方(3根)最弱,这种递减顺序与古蜀人的“方位能量观”完全吻合。

在古蜀文化中,“能量”并非抽象概念,而是与“神灵、阳气、生机”直接挂钩:北方作为“祭祀核心与祖先归宿”,聚集了最强大的“神灵能量”,因此用最多的枝桠(6根)来承载;南方作为“阳气汇聚与五谷生长”之地,聚集“生机能量”,用5根枝桠承载;东方作为“太阳升起与光明起始”之地,聚集“光明能量”,用4根枝桠承载;西方作为“太阳归宿与灵魂安息”之地,能量以“收敛、沉淀”为主,因此用最少的枝桠(3根)承载。这种“能量递减”的数量分布,让神树成为“空间能量分布的模型”,每根枝桠都是“能量的载体”,而陶瓮刻痕的数量与深度差异,正是对这种“能量分布”的视觉化呈现——刻痕越深,代表能量越强,让祭祀者能通过视觉直观感知不同方位的能量差异,强化对“宇宙秩序”的认知。

3. 方向与数量的“功能协同”:服务于“祭祀沟通”的核心需求

无论是“6北”的神圣核心、“5南”的自然生机,还是“4东”的天文历法、“3西”的生命循环,18根主枝的方向与数量设计,最终都指向一个核心目标——服务于古蜀人的“祭祀沟通”需求。神树作为“人神沟通的枢纽”,其枝桠的方向与数量,本质上是古蜀人“构建沟通路径”的工具:

- 通过6根北倾枝桠,构建“人间-祖先神灵”的沟通路径,让祭祀者的祈祷能传递给北方的祖先;

- 通过5根南倾枝桠,构建“人间-自然神灵”的沟通路径,祈求南方的阳气滋养五谷;

- 通过4根东倾枝桠,构建“人间-太阳神灵”的沟通路径,感谢太阳带来光明与生机;

- 通过3根西倾枝桠,构建“人间-冥界神灵”的沟通路径,祈求冥界神灵守护灵魂。

这种“多路径沟通”的设计,在陶瓮刻痕上同样得到体现——18道刻痕以太阳纹为中心,向四个方向延伸,象征祭祀者的祈祷能通过刻痕(神树主枝的复刻),传递到四方的神灵与祖先那里,实现“全方位的人神沟通”。三维模型的“虚拟祭祀场景”还原显示,当祭祀者围绕陶瓮跪拜时,无论面朝哪个方向,都能看到对应方向的刻痕,仿佛正与该方向的神灵对话,进一步验证了“方向与数量设计服务于祭祀沟通”的核心逻辑。

结语:18根主枝的方向密码——古蜀文明宇宙观的“活化石”

青铜神树18根主枝“6北、5南、4东、3西”的方向与数量分布,绝非偶然的工艺设计,而是古蜀人以“器物为载体”,对天地空间、自然规律、天文历法、生命循环与祭祀逻辑的深度编码。每一根枝桠的方向,都对应着一个神圣的方位认知;每一个数量的设定,都暗藏着一套文化信仰体系;而18根枝桠的整体分布,则构建出一个“秩序井然、万物互联”的宇宙模型——这个模型中,北方是祖先与神灵的居所,南方是万物生长的沃土,东方是光明起始的源头,西方是灵魂安息的归宿,18根主枝如同宇宙的“经络”,连接起天、地、人、神,实现了“空间、时间、信仰”的完美融合。

陶瓮刻痕对这一分布的精准复刻,更证明这种“宇宙模型”并非仅存在于青铜神树这一件“国宝级”器物中,而是已融入古蜀人的日常祭祀与文化认知——即使是一件看似普通的陶瓮,也承载着古蜀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与敬畏。当三维建模技术揭开这一跨越三千年的方向密码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古蜀匠人的极致工艺,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对天地自然的深刻洞察,对生命与神灵的虔诚信仰,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执着追求。

这些方向与数量的寓意,如同古蜀文明宇宙观的“活化石”,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触摸到三千年前古蜀人对世界的认知——他们以神树为笔,以方位为纸,以数量为墨,书写出一部属于自己的“宇宙史诗”,而18根主枝的方向密码,正是这部史诗中最动人、最精准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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