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合成系文豪 第554章 “我要这样宣告”

第554章 “我要这样宣告.”

另一边，还是1987年的7月，又有一件事震动了文学界。

由已经过世的丁凌创办的《中国》杂志，继改为长篇小说季刊，内部多次动荡以后，于今年7月正式终刊。

在许多人看来，这本丁凌晚年倾尽全部心血创办的大型文学期刊《中国》，是丁凌晚年一道异常亮丽的风景线。

为什么会办这本刊物呢？

原因其实是84年的时候，在京城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

然后这次座谈会就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会上来了很多老作家，草明、舒群、魏巍、雷加、骆宾基、姚雪垠、李纳、曾克、西虹、逯斐、林斤澜等.

这时候草明就提出一个问题：

现在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之间有些隔阂。

这一点马上得到其他老作家的认同。

刚拿下“茅盾文学奖”的魏巍说：新老作家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普遍很密切，为了我们革命的文学事业，文学刊物对新老作家至少要一视同仁。

舒群也非常激动，立刻为许多老作家待遇低鸣起了不平：

“我们许多三十年代就很出名的老作家，现在看病要车难，家里又没有电话。有的领导不够坐专车的资格，不够住木樨地高干楼的资格，却什么都能捞到手，还不是因为他们有权，老作家没权？”

这话里话外，老作家们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他们这些老作家被“搁置”了，越来越不受重视，也没有获得老作家们应得的待遇。

当天，冯沐这些个在座级别比较高的作协领导，全都一时语塞，脸涨得通红。

第二天，还是这个会上，丁凌颇为感慨地号召：我们的老作家都是“宝”哇，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我们应该把这些“宝”也抢救下来，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

魏巍由于路上堵车，来晚了，但是一开口就直奔主题：

“我想提个建议，昨天会议上有人发言中提到成立一个《老作家文学》，这是戏言，说笑话。但是昨天散会以后，我就反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作协是不是真的需要再创办一个刊物？”

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因为魏巍的提议，丁凌脑海中渐渐有了一个想法。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创办，就是为了给老作家争取文学阵地。

另外呢，这部刊物又是“民办公助”办刊模式的一次摸索。

丁凌给上面打的办刊申请报告里就写了。

其一，申请办刊者是一批“大多已进入老年”、“不甘默默无为，愿意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贡献余生”的“老同志”。

其二，办刊经费“除创刊阶段请求银行贷款外，此后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一律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并考虑实行集资认股。”

这在所有的单位里，绝对是一项壮举。

在丁凌的不断努力下，杂志创刊，虽说创刊宗旨是一本老作家的刊物，但产生之后，这部刊物诞生于80年代中期的刊物，慢慢开始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功能，也部分的承担了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

文学“新生代”的崛起，这部《中国》功不可没。

它发表当时备受争议的遇罗锦的散文，发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发表了朦胧派的诗歌，发表了残雪的成名作，还发表了贾平凹的小说.

很多“85新潮”后涌现的年轻作家都是在《中国》上先露面的。

然而这部在文化界共同瞩目下诞生的文学刊物，这部已经载满荣誉的刊物，竟然只存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就这样仓促的夭折。

一时间，无数熟悉其中内幕的作家，以及与丁凌交好的友人，都感到无穷的悲哀与惋惜。

沈从文最近身体也不太好，虽然在这几年，他的名气渐渐恢复，重新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也被分配了新房子，有了宽大的工作室，然而他的写作和研究已力不从心。

他的手不听使，写不成文章。

这天，他的助理王亚蓉将《中国》终刊的事情讲给了他，年迈的沈从文怔了一下，恍惚了许久都没回过神，王亚蓉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惋惜，看到了遗憾。

“亚蓉，能不能劳烦你去帮我买上一份这部刊物的终刊？”沈从文开口说，“我想看看。”

“不麻烦，沈老师。”

王亚蓉立刻答应下来，很快将一份崭新的《中国》交到沈从文的手上。

沈从文颤颤巍巍的手轻抚过杂志的封面，上面印着《中国》杂志的刊徽：一个像太阳般鲜红的大圆球，上面迭印着一张雪白的、飘动的稿纸，象征着生机勃发的文学事业。

“八十岁了，还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真是了不起啊。”沈从文感叹一声。

要说起他和丁凌之间的是非恩怨，那真是说不完，都说人老了也就看开了，可哪怕是到了晚年，丁凌对他的敌意也始终没能化解。

可在沈从文这里，那个文学炽热的年代，那个春风都带着墨香的1925年，他和丁凌这俩湘西的骄子，还有丁凌的伴侣胡也频，一同在香山那间简陋却充满温情的小屋里，度过了那段贫困却充满激情的创作初期。

那时的他们，是彼此最坚实的后盾。

三人之间的关系远超过朋友，丁凌与胡也频这对夫妇给了沈从文远超过朋友的信任，而沈从文也总是能在丁凌与胡也频争吵时居中调和。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三人共同组成的小家。

三人一度被小报描绘成“三角恋爱”的传奇，甚至传言“大被同眠”。

沈从文曾写过的一首《呈小莎》，更是让外界对他们的关系猜测纷纷。

诗句中的暗指，似乎都在诉说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情谊，如同春日里悄然绽放的朵，虽不张扬，却充满生机。

然而他们的道路最终分岔，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未来，曾经的挚友，也成了文学道路上的陌路人，甚至最后决裂，丁凌痛斥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沈从文虽未直接回应，但私下里却如同“背后挨刀”。

后来丁凌也试图邀沈从文共餐，以缓和关系，她觉得自己已经年迈，不想再让这段恩怨继续下去。

然而，沈从文却保持着自己的自尊，以“怎能与骂我者同桌”为由拒绝，并且态度非常坚决，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地。

于是，斯人已逝，徒留遗憾。

沈从文脑海中闪烁着一幕幕的过往，眼眶渐湿，手掌轻抚《中国》，眼见就连过往友人创办的这部刊物也终于夭折，心中情绪说不出的复杂。

有句话说得好，人的一生中通常被认为有三次“死亡”：

第一次死亡是生理上的，这是生物学上的定义，指的是心脏停止跳动和呼吸消逝，此时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死亡。

第二次死亡是社会关系上的，指的是葬礼上，认识你的人都来祭奠，你在社会关系中消逝，这是一个正式的仪式，让亲人和朋友有机会最后告别，表达对逝者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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