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合成系文豪 第545章 极尽污蔑之能事

第545章 极尽污蔑之能事

《顽主》所掀起的这一阵讨论热潮还在继续。

《中国文学报》、《文学艺术》编辑部以及评论学会这几家组织，还联合召开了“顽主”小说研讨会。

关于《顽主》的争论一下子就成了文学界最重要的事情。

后世一首歌火了，往往乐评人要热闹一阵儿。

这年头也是这样，一篇小说火成这样，但凡是个文学评论家都必须掺和进来，不管是骂还是捧，不管是蹭热度还是怎么着，总得掺和一脚，谁让他们这个职业就是干这个的。

对《顽主》的评论越来越多，批评和赞扬总体上五五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双方论者之间，明显地存在一条年龄的分界线，批评的大多年长，赞扬的大多年轻。

老一辈虽然保守，但骂的也确实够狠，毕竟从那个年代过来的，精通斗争工作，其中数刘聃骂的最严重，直接扣帽子，说江弦的小说反人道主义、反现代化。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青报上发表了一篇江弦的回应：

诸位读者、文学界同仁，当《顽主》最初在《当代》杂志发表时，我未曾预料它会掀起如此波澜。

但最近，阅读了刘聃同志的一篇文章，我没想到，一篇描写几个普通青年生活状态的小说，竟然会被刘聃同志冠以“反人道主义、反现代化“这样沉重的罪名。

既然批评已从文学范畴上升到价值判断，我想有必要作些澄清。

接着，江弦发了一些小说原段。

刘聃同志批评的核心，在于他认为《顽主》中的人物“缺乏崇高理想““沉溺于低级趣味“，因而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

解释清楚这些，江弦就开始骂了：

这种论断让我不禁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些拿着锤子的人，对他们而言，世界上的一切问题看起来都像钉子。

什么是人道主义？

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难道必须通过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才能体现？

那么那些在时代夹缝中求生存的普通青年，他们的迷惘、挣扎与小小的反抗，就不值得被书写？

刘聃同志所推崇的“人道主义“，究竟是活生生的人性呈现，还是仅仅只是某种被意识形态过滤后的标本？

我承认，《顽主》中的主人公们或许不够“崇高“，但他们真实地存在着。他们用调侃消解生活的荒诞，用玩世不恭掩饰内心的脆弱。

而这一点，正是一代年轻人人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时普遍的心理状态。

如果文学连这种真实都不敢正视，还谈何“人道主义“？

更有趣的是，刘聃同志将小说与“反现代化“挂钩的论断。

按此逻辑，描写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就是反对现代化本身？

那么我想问，卡夫卡写《变形记》是否意味着他反对工业文明？加缪创作《局外人》是否代表他抗拒现代性？

那么我想问，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写《祥林嫂》是否意味着他思想的倒退与堕落，茅盾先生写《子夜》是否意味着他推行资产主义道路？

刘聃同志的批评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线性思维：

凡是不能直接为现代化唱赞歌的作品，就是反现代化的。

在物理学上，有一种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一种电子器件名为二极管，二极管有两个电极，正极，又叫阳极，负极，又叫阴极。

给二极管两极间加上正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

加上反向电压时，二极管截止。

在常见的收音机电路还是在其他的家用电器产品或工业控制电路中，都可以找到二极管的踪迹。

我真想问问，刘聃同志是否也插了一根二极管在脑中？不然怎会如此可笑的满脑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于我看来，这种“二极管思维”恰恰是文学创作最大的敌人。

真正的作家应该记录现代化浪潮中人的真实处境，包括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褶皱与阴影。

最后我想说，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

对《顽主》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分野。

老一辈批评家多持否定态度，而年轻读者和评论者则普遍表示共鸣，这种代际差异或许比小说本身更值得探讨。

老同志这代人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文学评价体系。当他们用这套体系来评判新生代创作时，难免产生认知偏差，就像用衡量古典油画的标准来评价印象派，结果只能是误解。

而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改开中的文化环境中，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表达习惯都与老一辈大不相同。

当刘聃同志指责小说“语言粗鄙““思想浅薄“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年轻一代对抗虚假崇高的方式——用日常口语解构宏大叙事，用黑色幽默消解生存压力。

对于老一辈评论家们公正善意的批评，我不觉得刺耳，反而感受到了温暖，虚心接受。

而刘聃同志没写过一部小说，却对《顽主》产生这么大的恶意，不惜胡编乱造的造谣，所谓文人相轻，淋漓尽致。

难不成是身处高位，日子过的太滋润了，这才能张口闭口“站着说话不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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