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诗鉴赏集 第618章 《沉默的解剖学》

《沉默的解剖学》

——论树科《收声》中的方言抵抗与声音政治

文/元诗

在语言被规训的时代，诗歌往往成为最后的发声器官。树科的粤语诗《收声》以方言的肉身抵抗标准语的霸权，在"唔得讲冇，唔准讲坏"的禁令中，撕开了一道语言的裂缝。这首诗不仅是声音政治的寓言，更是一场关于沉默的盛大解剖——当"全世界，冚唪唥哑佬"成为理想状态时，诗歌便成了那个"漏咗风"的意外，一个语言系统中的故障，一次蓄谋已久的泄密。

《收声》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悖论。"收声"在粤语中既是"闭嘴"的粗暴命令，又暗含"收集声音"的潜在可能。这种自我指涉的语言游戏，让人想起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断言："在沉默的统治下，艺术必须成为噪音。"树科以方言的噪音对抗标准语的沉默秩序，在"唔准讲坏"的禁令下，偏偏用最"坏"的语言形式——被边缘化的粤语——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违规。这种策略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语言不谋而合，在官方话语的缝隙中开辟出一个颠倒的语言世界。

诗歌开篇的禁令"唔得讲冇，唔准讲坏"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语言管控体系。"冇"（没有）和"坏"作为否定性词汇首先被清除，暗示着一种语言净化运动的开始。这种净化让人联想到奥威尔《1984》中的"新话"（Newspeak）计划——通过缩减词汇来限制思想。但树科的抵抗策略更为精妙：他用被禁止的方言说出禁令本身，如同用监狱的砖头建造逃生的隧道。"噈连忧患意识/嘟要同我哩埋"中的"噈"（就）、"嘟"（都）、"哩埋"（藏起来）等方言词汇，构成了一个官方话语无法完全收编的语言飞地。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与诗人黄灿然所说的"方言是对普通话帝国主义的最佳抵抗"形成共鸣。

诗歌中身体的隐喻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解剖学图谱。"盲佬聋佬"和"哑佬"的并置，指向了福柯所描述的"规训社会"中对感官的系统性剥夺。当视觉、听觉和语言能力被逐一剥夺后，身体就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服从机器。但树科在第二段中突然插入的"止血贴"意象，暴露了这个规训过程的暴力本质——沉默需要以伤害为代价。这个看似突兀的医疗意象，实则揭示了语言管控的伤口属性，与阿甘本所说的"**生命"（bare life）状态遥相呼应：当人失去言说能力，便沦为政治暴力最直接的承受者。

诗歌结尾的转折"呵呵，唔好意思/漏咗风……"实现了德里达所说的"意义的溢出"。这个看似轻描淡写的"漏风"，实则是语言系统无法完全控制的残余物，是规训机制中的故障瞬间。它让人想起布朗肖对文学的定义："说那不能被说的。"树科用方言的"漏风"完成了对沉默秩序最优雅的背叛——当所有官方渠道都被封闭时，诗歌成为了那个无法完全密封的裂缝。这种策略与广东俗语"漏气"（泄密）形成互文，将诗歌本身转化为一个语言的泄密装置。

从诗学传统看，《收声》延续了从《诗经》"国风"到唐代"新乐府"的民间发声传统，但赋予了它全新的方言形式。当现代汉语诗歌越来越陷入标准语的窠臼时，树科的粤语写作仿佛是对古代"采诗观风"制度的倒置——不是官方采集民间声音，而是民间用官方难以完全解码的方式保存自己的声音。这种策略与香港诗人也斯的方言实验形成对话，但树科更强调方言的政治抵抗功能，而非仅仅作为文化符号存在。

在声音政治的维度上，《收声》揭示了当代社会一个残酷的悖论：我们身处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表达贫困。当"最好净系盲佬聋佬"成为理想状态时，诗歌不得不承担起"漏风"的危险使命。这种情境与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描述的"时代的聋哑"惊人地相似，但树科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不是等待被听见，而是坚持用不被完全理解的方式言说。这种坚持本身就是对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否野蛮"命题的回应——在最不适合言说的时刻坚持言说，正是诗歌的伦理所在。

《收声》的语言暴力美学让人想起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间离"策略。通过拒绝标准语的优雅，树科迫使读者面对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这种美学选择与广东"讲古"（说书）传统中的市井智慧一脉相承，但赋予了它新的批判锋芒。诗中重复的"咪话"（别说）构成了一种反讽性的语言仪式，在模仿权力话语的同时暴露了它的荒谬。这种策略比直接对抗更为有效，因为它进入了权力话语的内部并使其自我瓦解。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收声》中的粤语词汇成为了抵抗文化同化的密码。每个方言词都像本雅明所说的"历史的碎片"，承载着标准语无法收编的记忆和经验。"冚唪唥"（全部）、"嘴刁"（挑剔）等词汇构建了一个平行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与记忆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这种语言选择不仅关乎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宣誓——树科用的是方言的语法……

诗歌中的反讽语气构成了另一重抵抗。"呵呵，唔好意思"这种表面上的谦逊，实则是最大的不服从。它让人想起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在面对庞大官僚体系时的语言策略——用顺从的形式包裹抵抗的实质。树科将这种卡夫卡式的悖论植入了粤语的诗性空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广式荒诞"，与北京话写作中的"痞子腔"形成有趣的对照。

《收声》最终指向了一个根本的诗学问题：当外在环境越来越不适宜诗歌生长时，诗歌应该如何自处？树科给出的答案是：成为那个无法消除的杂音，那个系统无法消化的话语剩余。这首诗最激进的地方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坚持用什么样的语言说。在这个意义上，《收声》实现了马拉美所说的"诗歌用方言擦拭普通词语"的理想，但将其转化为一种文化政治的实践。

当"全世界，冚唪唥哑佬"的愿景越来越接近现实时，或许诗歌就是最后那个"漏咗风"的意外。树科的《收声》告诉我们，沉默从来不是声音的缺席，而是声音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就像方言不是标准语的退化，而是它的潜在可能。在这首诗中，粤语不仅是一种表达工具，更是一个伦理立场，一次对语言民主的坚定扞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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