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诗鉴赏集 第620章 《存在的迷宫与方言的救赎》

《存在的迷宫与方言的救赎》

——论树科粤语诗中的现代性困境与语言抵抗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中，方言写作犹如一条隐秘的暗河，承载着被普通话主流叙事所遮蔽的生存经验与地方知识。树科的粤语诗《商场？迷宫？天堂嘅公交车站？》正是这样一次充满张力的语言实践，诗人将医院这一现代性空间转化为多重隐喻叠加的生存场域，通过粤方言特有的韵律与词汇，构建了一个关于生命、消费与死亡的寓言。这首创作于2025年的作品，以其敏锐的空间感知和深刻的生存洞察，成为我们解读当代城市经验的一个精妙注脚。

医院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机构，在树科笔下呈现出令人惊异的多重面孔。诗歌开篇即以三个并置的疑问——"广场"、"商场"、"公交车站"——解构了医院的传统意象。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揭示医院如何成为权力规训的典型空间，而树科的观察则更进一步：当代医院已异化为消费主义与生命政治的复合体。"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的描绘，既延续了古典文学中市井繁华的书写传统（如《东京梦华录》对汴梁的记载），又将这种繁华置于一个充满反讽的语境中——这里流通的不是商品，而是病痛与生命。"门诊大厅，队伍齐整，纪律严明/同个阵排队购物嘅，别无二致"的观察，精准捕捉了医疗消费化的社会现实，排队挂号与排队购物的行为同构，暗示着健康已成为可购买的服务，生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交换逻辑。

诗人对医院人群的描绘呈现出本雅明式的"都市漫游者"视角："企嘅，坐嘅，踎嘅，瞓嘅……/笑嘅，叫嘅，闹嘅，哭嘅……"。这些粤语特有的动词与助词结构（"嘅"作为完成体标记），不仅传递了动作的即时性，更通过声音的质感（如"踎"[m?u]的开口音）强化了身体的在场感。这种方言表达较之普通话的"站的、坐的、蹲的、躺的"更具肌理与温度，仿佛每个音节都携带着说话者的气息。人群的"千姿百态"令诗人迷惘，这种迷惘实则是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哲学反思——在医院这个特殊空间里，生命的各种形态被并置、压缩，形成一幅存在主义的浮世绘。

诗歌的**在于那两句戏剧性的对白："'别挤我，这里是公共场所！'/''对！这里是公交车站：天堂前站！'"。前者是典型的现代性诉求，强调个人空间与公共秩序；后者则将医院彻底隐喻化为生死中转站，其黑色幽默令人想起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对话逻辑。粤语中"公交车站"（"巴士站"）的日常性与"天堂"的超越性形成尖锐对比，而"前站"的表述又暗含佛教"中转站"（如《西藏度亡经》中的"中阴"状态）的意味。诗人"想笑，嘟想哭"的反应，正是现代人面对生命荒诞时的典型困境——当医疗技术延长了死亡过程，医院就成了生死之间的灰色地带，既非完全的生存空间，也非纯粹的死亡领域。

树科的粤语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诗学抵抗。在普通话作为"国家语言"的强势语境下，粤语写作既是对文化同质化的拒绝，也是对地方性知识的保存。诗中"呢度"（这里）、"喺"（在）、"咗"（了）等方言词汇，构建了一个声音的迷宫，只有特定语言共同体的成员才能完全解码。这种语言策略令人想起策兰用德语写作犹太经验的困境——用压迫者的语言诉说被压迫者的记忆。粤语作为岭南文化的活化石，其声调系统（九声六调）较普通话更为复杂，能够传递更细腻的情感层次。如"嘟"（又）这个语气词的使用，在普通话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它同时包含着犹豫、矛盾与无奈的多重意味。

从诗歌形式看，树科采用了自由体与口语化表达，但通过粤语特有的节奏感（如结尾的"沙湖畔"三字，在粤语中为[sɑ? wu? p?n]，形成舒缓的降调）营造出独特的音乐性。这种音乐性与医院机械化的环境形成对照，仿佛在技术理性的荒漠中坚持着人性的韵律。诗歌的空间转换（从广场到大厅再到想象中的公交车站）构成一个逐渐内化的过程，最终导向存在主义的拷问——当医疗成为产业，生命被简化为流程，人类的终极关怀将安放何处？

在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这首诗可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形成对话。艾略特《荒原》中的"不真实的城市"、奥登《美术馆》对苦难的旁观，都在树科的医院图景中得到回响。但不同的是，树科通过方言的在地性抵抗了现代主义的普遍化倾向，他的"公交车站"不是抽象的象征，而是岭南老人实际会说的日常比喻。这种将全球性主题地方化的处理，正是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称的"文化翻译"——在全球与本土的裂隙中创造新的意义。

《商场？迷宫？天堂嘅公交车站？》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隐喻序列：商场代表消费主义对生命的收编，迷宫象征现代人在制度中的迷失，天堂公交车站则指向生命的终极性问题。这三个问号不是修辞设问，而是真实的困惑——在医疗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反而更难定义医院的本质。这种困惑呼应了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的批判：当一切都被简化为可计算的对象，存在的本真性便隐退了。

树科的诗歌实践提示我们：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词汇（如"嘅"相当于古汉语的"忌"）和语法结构，承载着不同于北方官话传统的思维方式。当诗人用"踎"（蹲）而不是普通话的"蹲"时，他不仅选择了一个词汇，更选择了一种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在岭南湿热气候中形成的低姿态生活智慧。这种语言的选择性运用，构成了一种微观的政治实践，对抗着文化全球化的同质化浪潮。

在医疗日益技术化、语言日益标准化的时代，树科的粤语诗像一剂苦口良药，提醒我们生命的复杂性与语言的治愈力。当医院变成消费迷宫，方言或许正是那个阿里阿德尼线团，能帮助我们找到回归本真存在的路径。诗歌结尾的"粤北韶城沙湖畔"不仅是一个地理标记，更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宣示——在边缘处坚持，在方言中守望，这或许就是现代人重建精神家园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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