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拉村的槐花是在许兮若到达的第三天开始落的。
她站在阿芸家二楼的阳台上,看着满树的白色小花像雪一样飘下来,落在院子里的青石板上,落在屋檐上,落在阿芸晾晒的绣布上。没有人去拂。村里的人习惯了,槐花年年开年年落,像一场每年都会回来的老朋友。
“许老师,吃早饭了。”阿芸在楼下喊。
许兮若应了一声,转身下楼。厨房里已经坐了三个人——阿芸,阿芸的母亲杨婶,还有隔壁来学绣花的张秀英。桌上摆着一锅白粥,一碟腌萝卜,一碟炒鸡蛋,还有一篮子刚蒸好的馒头,冒着热气。
“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杨婶给她盛粥,粥勺在锅里刮出安心的声响。
“好。村里安静,不像城里,半夜还有车声。”许兮若接过粥碗,吹了吹,喝了一口。米香很浓,是城里买不到的那种香。
“那是。”张秀英笑着说,“我们这儿,天一黑就只剩下虫子叫。刚来的人不习惯,觉得太静了,静得心慌。住久了就回不去了,我闺女在县城买了房子,我去住过两天,吵得我整宿整宿睡不着。”
许兮若听着,忽然想起高槿之说过的话——“静不是没有声音,是没有让你烦的声音。”她当时觉得这话太绕,现在忽然懂了。
吃过早饭,阿芸带她去绣坊。
绣坊设在村委会隔壁的一间平房里,原来是堆放农具的仓库。阿芸她们把墙刷白了,地面铺了青灰色的地砖,窗户开到最大,让光线尽可能多地涌进来。六张绣架靠窗摆成一排,每张绣架旁边都放着一把小竹椅,椅面上垫着手工缝制的棉垫,针脚粗粗的,但很结实。
绣坊里已经有三个姑娘在绣了。看到许兮若进来,都站了起来,有的叫“许老师”,有的叫“许姐姐”,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兴奋。
“你们绣你们的,我就是来看看。”许兮若搬了把椅子,在她们身后坐下来。
她坐了整整一个上午。
不是客套,是真的在看。看她们怎么分丝,怎么运针,怎么处理转角的弧度,怎么在颜色过渡的地方做减针。她发现这些姑娘的手法跟她不一样——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风格的问题。她自己在苏绣世家长大,从小学的是最正统的技法,一针一线都有讲究,像写楷书,笔笔到位。但那拉村的姑娘们没有这个包袱,她们绣东西的时候带着一种野生的、没有被规矩驯服过的自由。有时候针脚歪了一点,反而歪出了一种意外的生动。
阿芸正在绣一幅新的槐花。跟之前那幅不一样,这次她选了更浅的底子——几乎接近月白色的绢面,然后用一种暖调的象牙白绣花瓣,花瓣的边缘留出极细的缝隙,让底子的颜色透出来,远看像是花在发光。
“你这一稿改了多久?”许兮若问。
“改了四次。”阿芸头也不抬,手里的针走得稳稳的,“第一次底子太黄,槐花显得旧。第二次底子太冷,槐花显得假。第三次底子对了,但花瓣的层次没拉开,看起来像一团浆糊。这是第四稿。”
“累吗?”
阿芸抬起眼睛,看了许兮若一眼,笑了。“累。但是那种累,怎么说呢,就像爬山。爬的时候喘不过气,腿也疼,腰也酸,但到了山顶,风一吹,什么都值了。”
许兮若没再问了。她知道这种感觉。她自己绣《巴黎的雨》的时候,拆了将近一半,每一针拆掉都是疼的,但那种疼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它不是消耗你的,而是喂养你的。就像土地,被犁铧翻开的瞬间是疼的,但翻过之后,种子才能落进去。
下午,村里来了更多人。
不是许兮若叫来的,是自己来的。先是隔壁村的刘婶,骑了四十分钟的电动车,车后座上绑着她绣的两块手帕。然后是镇上退休的小学老师周敏,带来了一幅绣了大半年的牡丹,说想让许兮若看看配色对不对。再然后是三个年轻媳妇,抱着孩子来的,把孩子往地上一放,掏出针线就开始绣,边绣边聊家常,手和嘴都不闲着。
许兮若坐在她们中间,忽然觉得这不像课堂,更像一种很久以前存在过、后来消失了的东西——一群女人坐在一起,手里做着活计,嘴里说着话,孩子们在脚边爬来爬去,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们低着的头上,照在她们手里的针线上,照在地上那些安安静静玩耍的孩子身上。
她想起玉婆婆跟她讲过,从前苏绣最兴盛的时候,绣娘们就是这样干活的。不是在什么工作室里,就是在自家的院子里、堂屋里、屋檐下,几个女人凑在一起,一边绣一边说话,东家长西家短,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学堂,谁家的媳妇做了新衣裳。那些细碎的、温暖的、不值一提的日常,和她们手里的丝线一起,被一针一针地绣进了绢面里。
“许老师,”刘婶忽然叫她,“你帮我看看这个叶子,我怎么绣都绣不出那种翻卷的感觉。”
许兮若接过来看了看。刘婶绣的是一片荷叶,叶子的边缘向上翻卷,露出背面较浅的颜色。她用平针铺了叶面,用较深的绿色绣了叶脉,但翻卷的那个部分,颜色过渡得太生硬,像刀切的一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