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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高岩部长和梁满仓走了之后，我放下了手，与周边的几个干部点了的点头，就开始往回走。
从礼堂到县委办公楼不过百十米，院子里三三两两聚着散会的干部，三五个脑袋贴得极近低声说话，一看见我过来，声音立刻掐断，纷纷侧身让路，恭恭敬敬喊“李书记”，目光却忍不住往我身后的班子成员脸上瞟。
我没寒暄，只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脚步没停。一直到进了三楼办公室，那股裹着汗味、人声和躁动的热气，才被隔在了门外。
李亚男先进去推开了前后两扇窗，穿堂风裹着院子里梧桐树的清苦气灌进来，吹散了一上午的闷热。
她把笔记本和水杯放在办公桌上，拎起墙角掉的铁皮暖瓶，给我泡了杯毛尖。
茶叶是吕连群从外地考察带来的头茬春茶，嫩绿叶芽在白瓷杯里沉沉浮浮，茶香混着热气漫开。
她做这些事手脚极轻，做完就站在办公桌旁等着吩咐，半句多余的话没有。
我走到窗边，双手撑在磨得发滑的木窗沿上往下看。
县委大院的车正一辆接一辆往外走，大多是各乡镇、局办的桑塔纳、北京吉普，还有更多的的摩托车，突突突冒着黑烟拐出了铁门。
看着大院里人来人往如蚁群般奔忙不息，时光和岁月在青砖缝里悄然爬行，把每一张年轻或沧桑的脸都刻进1993年的夏日的蝉鸣里
我和梁满仓搭班子时间不长，但正是曹河县最难熬的日子。五十七家县属国企大半亏损，棉纺厂工人堵过县委大门，暖棚项目弄虚作假，省里市里的问责文件都来了几封。
他性子急，嗓门大，有的时候，我们在办公室也拍着桌子吵过架，吵到最后两个人嗓子都哑了。
这段时间风里来雨里去，说是搭班子，其实是并肩扛事的战友。现在仗还没打完，他平调去了市水利局。
说是平级，谁都知道虽然是管着全市水库防汛河道建设的部门，但是，却是个实打实的苦差事，但反过来想，挖河修渠倒也是件积德行善的实事，至少不用再天天对着亏损报告和工人请愿书发愁。
他这一走，县政府这一摊子，就落到了马定凯手上。名义上是“临时主持”，可我清楚，马定凯的这个临时负责人，真的就是临时负责人。
身后传来轻缓的脚步声，李亚男把续了热水的场内放在窗沿边，知道梁满仓走了之后，我心里不舒服，就声音放的很柔：“书记，吕书记和孟局来了，在门外等着。”
我转过身：“请他们进来。”
门被推开，吕连群走在前面，孟伟江跟在后面。
孟伟江没穿警服，藏青色短袖衬衫领口解开颗扣子，额头上还挂着汗珠，没坐沙发，拖了把椅子，两人在办公桌斜对面坐下。
李亚男给两人倒了茶，轻手轻脚带上门出去了。
吕连群端起茶杯又轻轻放下，清了清嗓子：“李书记，黄子修那个案子，有突破了。”
然后看向了孟伟江。
我指尖在茶杯上顿了顿。
黄子修是城关镇副镇长，派去砖窑总厂当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说白了就是去摸王铁军的底。
结果去了一两个月，夜里下班路上被车撞了，至今躺在医院昏迷不醒，成了植物人。
县局一开始定的交通肇事逃逸，查了快三个月，线索断了又断，案子就这么悬着。
县里风言风语传得满天飞，都说他是挡了别人的财路，被人故意撞的，可没证据，什么都白搭。
“我们找到了关键证人，砖窑厂的窑工，有个叫王二柱的……”
吕连群插话道：“哎，名字不重要，重点！”
“哎哎。”孟伟江往前倾了倾身子，接过话头，声音压得很低却字字清晰：“王二柱那天晚上十点多下工回家，半路肚子疼，蹲在路边河沟里解手，正好看见一辆白色昌河面包车从砖窑厂方向开过来，时间、地点全对得上。他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昌河。”
我抿了一口热茶，苦味顺着舌尖漫开。
“我们之前被现场的拖拉机轮胎印误导了，我们当时觉得这么晚，那么偏僻，不会有汽车经过。”孟伟江的语气里带着点压抑的急切，“现在范围一下子缩死了，我们已经开始摸排，县里的白色昌河面包车，不足十辆。”
吕连群补充道：“是这样啊，李书记，咱们县里的面包车，多是红色的，只有几辆是白色的。”
90年代的汽车，颜色普遍单调，白漆和黑色易脏、易旧，开久了泛黄发灰，所以，红色是最稳妥的选择，厂矿单位和个人也多偏好红漆车以显喜庆和耐用。
“仅仅发现有过一辆面包车？就怀疑是他撞的人？”
“不，是这辆面包车在事发地点停了下来，这一点这个叫王二柱的印象深刻。”
这一点，我仍然不能完全信服，毕竟对砖窑总厂的工人已经排查过，周边群众也已经排查过，之前就没有汇报过。
我淡淡问道：“之前不是已经排查了几轮，怎么没有这个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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