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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修能听见陆东坡那边轻微的呼吸声，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说话声，大概是镇里的人在汇报工作。
“子修啊，”陆东坡终于开口，声音很沉，很缓，“这样，五分钟之后，我给你回过去！”
挂断电话之后，黄子修心里五味杂陈，不得不佩服这些老同志做事的谋略和手段。
片刻之后，电话又响了起来，黄子修马上拿起了电话机，电话那头的声音轻快了一些：“刚才派出所的老邓啊，找我报销办公费，娘的，一个派出所十个人，一个月报了七百块的办公费了。”
黄子修隐约记得，自己去查账的时候，隐约记得派出所在砖窑总厂也报销了接近一千块钱。
但这事实在是没有必要现在给陆东坡讲。
电话那头，陆东坡喝了几口水说道：“事情我明白了，但是我话说得直，你别介意。”
“您说，我听着。”黄子修坐直了身子。
“第一啊，王铁军给你这些欠条，是阳谋，不是阴谋啊。”陆东坡缓缓说，“这些欠条是实打实存在的，是砖窑厂的历史遗留问题啊，是‘三角债’的一部分。你是常务，他交给你，从工作程序上，挑不出毛病。你接了，就得解决；你不接，或者解决不了，就是你能力问题、态度问题。这个逻辑，走到天边也站得住。”
黄子修拿起笔在本子上胡乱画着。
“第二啊，这些账，你要不回来。”陆东坡继续说，语气很肯定，“不是你没能力，是这账本身，从根上就烂了，死了。七十年代的账，单位撤并了，经手人找不到了，有的经手人都不在了。八十年代的账，单位还在，可领导换了好几茬，新官不理旧账，这是规矩。你去要，就是自讨没趣，就是得罪人。我告诉你啊，这些年啊谁没在砖厂拉过转？得罪一个两个，或许还行；你把全县这些单位得罪个遍，子修，你以后在曹河还怎么工作？还怎么进步？”
“那……那就真不要了？”黄子修不甘心，也带着几分迷茫。
“不要，你怎么向王铁军交代？怎么向厂里交代？”陆东坡反问，“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你了，你不要，就是畏难，就是退缩。他转头就能在厂里说，看，年轻人，有想法，没韧劲，遇到硬骨头就缩脖子。到时候，你在砖窑厂还能有威信？还能开展工作？”
黄子修哑口无言，只觉得一股闷气堵在胸口，上不来，下不去。陆东坡说的每一个字他也早就想到了，但是又无能为力。
“子修啊，你也别急，王铁军这是故意给你找茬。”陆东坡似乎又在那头喝了口水才道，“这事，也不是完全无解。我给你打个比方。”
“您说。”
“你看过踢足球吧？”陆东坡问。
“看过啊。”黄子修一愣，不知道陆东坡怎么突然说到足球。
“踢球的时候，球在谁脚下，谁就是大家盯防、拼抢的目标，对不对？”陆东坡说，“现在，王铁军就是把一个烫脚的球，传到你脚下了。你是接着，带着球往前冲，然后被四面八方的人铲倒；还是说，想办法，把这个球再传出去，或者，干脆开个大脚，把它踢到另一个半场去？”
黄子修眼睛一亮，似乎抓到了点什么：“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别傻乎乎地带着球硬冲。”陆东坡说，“王铁军让你要账，你就真的一家一家去要？那是蛮干。你要先理清思路，把这些欠条分分类，哪些是死账，根本不可能要的；哪些是糊涂账，扯不清的；哪些理论上还能要，但难度极大的。然后，写个报告，把情况说清楚。这不是推诿，这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
“然后呢？报告写给王铁军？”黄子修问。
“写给王铁军有什么用？他比你还清楚这些账的底细。”陆东坡说，“子修，你要看清大势。现在县里在搞什么？国企改革，清理‘三角债’。李书记在会上讲过不止一次，要盘活存量，要理清旧账。这是什么？这是县委当前的重点工作方向。”
他语气加重了些许：“你把这些情况，系统地整理出来，形成一个专题报告吧。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向县委领导，特别是向李书记汇报这个事。”
“找李书记汇报？这不是告状嘛！”
“这可不是要告状，这是反映实际情况，是为县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第一手材料。你的态度是什么？是遇到困难在想办法，至少让县里看到你的态度就行了，这账李书记清楚，根本就要不回来！但你的态度，李书记是看到了。”
黄子修只觉得豁然开朗，一直堵在胸口的闷气，好像一下子通了。是啊，为什么要被王铁军牵着鼻子走？他让自己去要陈年旧账，自己就非得去碰那些根本碰不得的钉子？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思路，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镇长，我明白了！”黄子修的声音有了些生气，“王铁军想用这些老账把我困住，把我推到全县各单位的对立面啊。这样的话，把问题理清楚，向县委汇报。这样一来，球就不在我脚下了，问题也不再是我个人的能力问题了。”
“对，是这个理。如果其他单位的领导关心这个事，你也可以说是你们王厂长喊你催的嘛。”陆东坡的语气也轻松了些，“你就照这个思路，把老账的情况整理清楚，原原本本向县委汇报。至于怎么处理，那是县委考虑的事。你做了你该做的，这就行了。”
黄子修握着话筒，脑子里却飞快地转着另一个念头。陆东坡的建议稳妥，可也太稳妥了。光是汇报这些尘封的老账，就像交一份考古报告，固然能体现“态度”，可对解决砖窑厂眼下的困境，有什么实际作用？他黄子修来砖窑厂，不是来做历史研究员的。
“镇长，”黄子修斟酌着开口，“您的意思我懂了。不过我想，如果光是汇报这些老账，是不是……分量轻了点？我的意思是，既然要理账，是不是该理得更彻底些？老账是历史问题，那新账呢？砖窑厂这几年，肯定还有新的欠款，新的白条。那些账，欠债的单位都还在，经手的领导也大多在位置上。把这些新账和老账放在一起报到县委，县委如果真想解决‘三角债’，这两年涉及现任单位的新账入手，我看更直接、更有效嘛？”
电话那头，陆东坡的呼吸声明显顿了一下。
“新账？”陆东坡的声音陡然严肃起来，甚至带着一丝警觉，“子修，你这话，就当我没听见。你也立刻给我打住这个念头！”
黄子修被这严厉的语气弄得一怔：“镇长，我的意思是……”
“我什么我！我也知道你什么意思！”陆东坡打断他道，“子修，你可听好了。老账，是死老虎，是历史旧账。你汇报上去，是正常工作范畴。可新账是什么？新账涉及的是现在还在运转的单位，是现在手里有权、屁股下有位置的领导！那些白条，我都知道一些，很多是县里近两年的重点工程打的白条，背后牵扯到谁，用的什么名目的钱，水有多深，你是根本想象不到！”
他语气更加急迫：“子修啊，你以为就你能看到新账？王铁军为什么不把新账一起给你？他傻吗？他比谁都精啊！老账是坑，他推给你跳。新账是雷区啊，是高压线，他自己都绕着走，你敢去碰？你这不叫工作积极，这叫不知天高地厚了，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黄子修脸上发热，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却顶了上来：“镇长，我明白风险。可正因为是新账，涉及现在的人和事，才更应该搞清楚啊，才能要回来嘛！老账要不回来，新账咱们不敢碰，那我看县里清理‘三角债’，盘活国企资产，不就成了空喊口号？改革还怎么深入？”
“糊涂！”陆东坡的声音里有了恨铁不成钢的怒意，当了这么多年基层的领导干部，陆东坡太知道明哲保身的重要性了。很多事情靠一腔热血是解决不了的，这社会上的事情，哪里是非黑即白这么简单。
“子修，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改革要搞，那是县里再搞，在其位谋其政啊，你只是砖厂的干部，还管不了县委的事情，县委都是以稳定为主，不然为啥不让你直接担任书记兼任厂长？你以为你把新账一报，县委就会雷厉风行，把那些欠债的单位领导都处理了？我告诉你，更大的可能是，你上交了实际困难，让领导都左右为难，最后你的报告石沉大海，而你这个人，在曹河就彻底被记住了！那些在位置上的领导，手里有权，人脉也广，要给你使个绊子，说句难听话，你可能连自己怎么倒霉的都不知道！到时候，别说在砖窑厂，你在整个曹河都寸步难行！”
陆东坡说得语重心长，黄子修能想象他在电话那头又气又急的样子。他知道陆东坡是真心为他好，说的都是过来人的经验。可是，那股年轻人特有的倔劲，让黄子修也看到了机遇，县委说不定真的想清理账目那？
“镇长，”黄子修的声音低了下去，但并没有退缩，“您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谢谢您。不过我觉得，我至少应该把真实情况，不管是老账还是新账，都尽我所能弄清楚，形成材料。到时候，不一定交嘛！”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只有陆东坡粗重而压抑的呼吸声传来。
过了好半天，陆东坡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还有一种“朽木不可雕”的无奈。但也清楚，黄子修这个人，就是太倔强了。
“子修啊子修，你呀……还是太年轻，太气盛。县委领导也不会一下就把盖子揭开的，要一步一步来啊。”
“镇长，我……”黄子修还想解释。
“行了，就这样吧。我这边还有事。”陆东坡打断了他，声音恢复了平静，但那平静里透着一股明显的无奈，“记住，今天这些话，出我口，入你耳。你要好自为之。”
“咔哒”一声，电话挂了。
忙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嘟嘟地响着，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黄子修握着话筒，愣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放下。
他知道，自己刚才那番话，恐怕是让这位一直关心提携自己的老领导有些失望了，也等于自己斩断了那条“稳妥”的后路。
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砖窑厂熟悉的景象。高耸的烟囱冒着黑烟，制坯车间机器轰鸣，拉砖的拖拉机突突地进出。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运转，可这运转的表象之下，到底压着多少本糊涂账？
老账确确实实是沉重的历史包袱，新账是正在流脓的伤口。只汇报老账，安全，但于现状无补。碰新账，危险，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点事情。
年轻气盛的血在血管里奔涌。他想起自己来砖窑厂报到不是来镀金，不是来混资历。
如果因为怕得罪人、怕引火烧身，只是把一堆故纸旧账整理上报，然后安心当个“传声筒”，那和自己曾经暗自不满的那些庸官、太平官，又有什么区别？
他走回办公桌前，慢慢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拧开钢笔，吸满墨水，在扉页上，用力地、一笔一划地写下：
“关于砖窑总厂外部应收款项（含历史及近期）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与思考”
然后，他翻到下一页，开始飞快地列下提纲，思路前所未有的清晰和坚定：
第一、 砖窑总厂应收款项总体状况及对生产经营的严重影响
第二、 历史遗留欠款（1978年以前）专项分析
就按欠款单位性质分类（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乡镇等）
黄子修写得很投入，完全沉浸了进去。窗外的光线渐渐西斜，办公室暗了下来，他起身拉亮电灯，继续翻看着账本伏案疾书。偶尔停下来，点上一根不知道什么时候摸出来的烟，狠狠吸上两口，盯着虚空中某个点凝神思索片刻，又在纸上刷刷地添上几笔。
那些陈旧的欠条仿佛都在他眼前飞舞，至于这份报告递上去，会引发什么，会触动谁，会不会真的如陆东坡所警告的那样，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此刻的黄子修，不愿意，或者说，是刻意强迫自己不去深想。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就在黄子修沉浸在报告构思中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请进。”黄子修头也没抬，以为是厂里哪个干部。
门被推开一条缝，一个穿着蓝色粗布工装、头上包着块旧头巾的王娟怯生生地探进半个身子。她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脸色黄瘦，眼睛红肿着，眼神里充满了惶恐和一丝的期盼。
“黄书记？”王娟的声音很小，带着乡下口音，还有些发抖。
黄子修抬起头：“哎，你是孙家恩的家属？”黄子修回忆了一下，就道：“你是王娟是吧！”
黄子修有些意外，厂长王铁军已经打了招呼，不让孙家恩的家属到厂里来。
王娟看似担惊受怕，快速闪身进来，又反手轻轻把门掩上，但没关严，又折返回去把门关上。
这才走到办公桌前两三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
“黄书记，我又来打扰您了。”这王娟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孙家恩，您又帮忙找了吗”
黄子修倒不是没有找，而是趁着到一线熟悉情况的机会，来回找了几遍，砖窑总厂的面积不小，占地上百亩，大大小小的窑和车间不少，但确实没有人。
“你先别哭，先坐。”他连忙绕过桌子，想请这王娟到沙发上坐。
王娟却连连摆手，不肯坐，只是用袖子胡乱抹着眼泪：“不坐了，不坐了，黄书记，俺就说几句话，说完就走……俺怕被人看见，耽误你。”
黄子修看她这副惊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放柔了声音：“同志，你别怕，这是书记办公室，没人敢把你怎么样。你先坐下，慢慢说。”
他坚持把王娟让到沙发上，又给她倒了杯热水。
王娟双手捧着温热的水杯，像抓住一点依靠，情绪稍稍平复了一些，但眼泪还是止不住。“黄书记，俺知道你是新来的领导，是县委派来的，俺……俺也是实在没法子了，才壮着胆子来找你。”
“同志，人我确实找了，但厂里确实没有，我也问了几个工人，大家也没见，您想这么个厂，说大是大，但说小也就这么点地方，我把能翻的地方都翻了！家里，家里又找了吗？”黄子修在她对面坐下，关切地问。
王娟摇摇头，眼泪又涌出来：“没有，亲戚朋友那儿一点信儿都没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都多少天了。俺去城关镇派出所，跑了不下十几趟。头几次，邓所长还见见俺，后来就躲着不见，让底下人说还在查。再后来，就直接说，人可能去南方打工了，让俺别找了……”
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可俺家那口子，俺自己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家里有老有小，他工作也干得好好的，怎么会一声不吭就跑南方去？他走之前那几天，天天唉声叹气，睡不着觉，说……说厂里账不对，说有人要整他……还，还让俺把家里攒的几百块钱藏好……”
黄子修的心揪紧了：“他说有人要整他？说谁了吗？”
王娟茫然地摇头：“他没明说，就说……得罪人了。有一天晚上回来，脸都是白的，手冰凉。俺问他，他只说，以后不管谁问，都说不知道厂里的事……再后来，他就不见了。”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黄子修：“黄书记，你是个好领导，那天俺来厂里闹，你没像别人那样轰俺走，还让俺留下话说。俺信你！派出所不管了，他们就说俺男人是自个儿跑了。可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没就没？”
黄子修记得王铁军是安排人对接了的，就问道：“是不是魏主任去你家了？”
“来了，带了点东西，说让我别闹了，厂里这事也没责任，如果我愿意，可以安排我到厂里伙房帮忙干活。”
黄子修知道，厂里是想着息事宁人，就问道：“给多少钱？”
王娟抬起头，接着摇了摇头：“家恩到现在没个说法，俺婆婆眼都要哭瞎了，我这都不知道家恩去哪了，咋能到砖厂来领钱。”
黄子修无奈的叹了口气：“这事，确实，确实不好办啊！”
“黄书记，你给俺指条路，俺该咋办？俺这心里……跟油煎似的……”
看着王娟绝望又带着最后一丝希冀的眼神，黄子修心里堵得难受。他想起了陆东坡的警告，想起了王铁军阴冷的眼神，自己倒不是不想帮忙，但是陆东坡说的对，自己只是砖厂的普通干部，手里根本没有调查权力。找人的事，确实需要公安机关才行。
“同志，”黄子修的声音很沉重，“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一个大活人失踪这么久，家属肯定着急。派出所那边……如果确实没有进展，我建议你，不要只盯着城关镇派出所了。”
王娟茫然地看着他。
黄子修搓着手语气郑重：“你可以去县公安局，找局里的领导，正式反映这个情况。要求他们立案侦查，你是失踪人员的直系亲属，有这个权利。去的时候，把你知道的情况，包括孙会计失踪前那些反常的表现，他可能在工作上遇到的麻烦，都找领导说出来。别怕，这是正当反映问题。”
90年代，普通的农村妇女，想去县公安局反映问题，是需要胆量和魄力的，大家也都习惯，有事就去找派出所。而王娟，已经算是极为执着的人了，三番五次的去找派出所，当年，也有不少失踪了，也就再也杳无音信的人。从此在世间，如同蒸发一般……
王娟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公安局……去过，门都不让进，说去找派出所！”
黄子修也颇为无奈，公安局是机关，派出所是具体的工作机构，但还是鼓励道，“多去几次，公安局管派出所，你这个事只有公安局能管，公安局不让进，你就去县委，县委连个看门的都没有，你穿干净一些，理直气壮的进门，没人管你。你就去找政法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不行，你就去找县委书记……”
他看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写的密密麻麻，就受到了启发：“你也可以写个材料，把事情经过写下来，按上手印。必要的时候，可以往市里，甚至省里反映。当然，这是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眼下，先去县公安局试试。”
王娟听着，用力地点点头：“哎，哎，黄书记，俺记住了，俺去县公安局！谢谢您，谢谢您给俺指路！”她站起来，就要给黄子修鞠躬。
黄子修赶紧扶住她：“同志，别这样。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也要注意安全，有什么事，可以再……再想办法让人给我捎个信。”他本来想说“可以再来找我”，但话到嘴边，又改了口。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也给不了对方更多实质性的帮助，这王娟还是少到砖厂来的好。
王娟千恩万谢地走了，依旧像来时那样，小心地拉开门，先探头看看走廊，然后才低着头，快步离开。
他关上门，重新坐回办公桌前，却再也无法静心整理报告。孙家恩媳妇那绝望的眼神，和那一箱子泛黄的欠条，在他脑海里交织浮现。
而就在此时，办公楼厂长办公室的窗户后面，王铁军正端着一杯茶，站在窗前。他清楚地就看到一个女同志进了黄子修的办公室，又从黄子修的办公室方向出来，匆匆穿过厂区，消失在厂门外。
虽然换了身粗布衣服，包了头巾，但王铁军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孙家恩的媳妇。
他的眼睛慢慢眯了起来，盯着黄子修办公室那扇亮着灯的窗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端着茶杯的手指，无意识地拍打着温热的杯壁。眼神里又流露出一丝彻骨的寒意。
时间到了第二天，方云英的政协主席办公室在二楼，面积不小，有会客区和办公区。
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太阳从窗户斜进来，方云英起身拉了窗帘继续和文史委的刘主任、提案委的老王，三个人围坐在靠窗的沙发那儿，中间茶几上摆着茶壶茶杯，还有一小碟瓜子。
刘主任正说到县里要修县志的事，说好多老同志的材料得赶紧收集，再不弄，人都找不着了。老王插话，说可不是，上个月县史志办的老周走了，他肚子里那些关于曹河老城墙的事，就没来得及问清楚。
方云英端着茶杯，慢慢喝着，不时点点头。她今天穿了件深灰色的薄外套，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一丝不乱。如今工作清闲，但琐碎，开开会，搞搞调研，接待接待老同志，一天也就过去了。
比起当年在县政府当常务副县长，天天大会小会，处理不完的文件，协调不完的矛盾，现在是轻松多了，但也……冷清多了。
正聊着，门外传来脚步声，停在门口。接着是两下敲门声，不轻不重。
“请进。”方云英放下茶杯。
门开了，马定凯站在门口。他穿了件藏青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衬衫，没打领带，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笑。
“方主席，忙着呢？”马定凯声音很温和。
刘主任和老王一看是县委副书记，赶紧站起来。方云英也站起身，脸上挂笑：“马书记来了，快请进。刘主任，老王，你们先回去，材料的事我原则同意，那就组织开个会，经费的事我去协调，咱们下次开会再议。”
刘主任和老王连声说好，收拾了本子，冲马定凯点点头，退出去了，顺手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就剩下方云英和马定凯两个人。
方云英指了指沙发：“坐。我给你倒茶。”
“不用忙，我坐坐就走。”马定凯说着，却在沙发上坐下了。他没像平时在外人面前那样，坐在方云英对面，而是很自然地坐到了方云英旁边那个单人沙发上，两人之间只隔了个茶几角。
方云英还是给他倒了杯茶，递过去。马定凯接过，没喝，放在了茶几上。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方云英重新坐下，语气随意，像聊家常。但心里有些纳闷。以前她在县政府当常务副县长时，两人办公室之间隔了一个县纪委书记，为了避嫌，马定凯几乎从不到她办公室来。现在她退了二线，马定凯倒是来得勤了，但也多是私下约着见面。像这样上班时间，直接找到办公室来，不多见。
马定凯没马上答话，身子往后靠了靠，右手搭在沙发扶手上，手指轻轻敲着。他脸上的笑容淡了些，眉头微蹙。
“有件事，我心里憋得慌，不吐不快。”马定凯开口。
“哦？什么事，说来听听。”方云英端起自己的茶杯。
“县委政府这次，做得太过分了。”马定凯说，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满。
方云英抬眼看他：“什么事过分了？”
